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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7月31日 星期二

    背景新闻

    坚持正确历史观 传播科学历史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谈《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作者: 《光明日报》( 2012年07月31日 05版)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简略的笔墨勾勒出从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到清王朝灭亡的过程以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科技状况,以“寓论于史”的方式适度地、有重点地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知识、认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基本教材。记者近日就该书的编写采访了《读本》编写组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

     

        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读本》以唯物史观为编写指导思想,重视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贡献,但更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读者从本书标题的设立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卜宪群说,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是必须坚持不渝的理论方向和学术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历史学沿着正确导向健康发展。

     

        卜宪群说,《读本》在编写过程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理论,揭示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性质、特点与演变路径;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阶级、阶层、集团、派别的具体分析方法,解析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变迁、重大事件、人物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彰显剥削制度下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必然性和曲折历程,弘扬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历史遗产的宝贵价值。“大家知道,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是一个秉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一个老所,但我们并不是用唯物史观替代一切具体历史研究,以论带史,而是高度重视各种经过检验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方法,重视新材料和基本文献并重的研究,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这同样是我们编写《读本》的基本立场。”

     

        重普及 纳新知

     

        《读本》虽然是一本历史知识读物,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成果,但编写的过程并不轻松。三年多来,编写组的成员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卜宪群说,高水平的中国通史类著作已有很多,但大多为多卷本,部头大,字数多,或是大学教材。对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来说,更需要一部篇幅适中、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的读本。

     

        为了使《读本》富有可读性和广泛的读者覆盖面,达到雅俗共赏,编写组想了很多办法:难字有注音,名词有注释,古今地名有对照,能不引古代文献就不引,引的也要使一般读者易懂,使丰厚的历史知识融入到平常、通俗的叙述之中。

     

        《读本》依据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考古资料,浓缩式地反映学术界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部由专业的历史学者编写的通史著作,《读本》还力求在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基础上,反映学术新进展,还原历史真面貌。卜宪群说:“比如,在元代科技部分,我们把郭守敬南海测量黄岩岛的内容吸收进来,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是中国自古以来拥有黄岩岛主权的一个证据。”在秦汉部分,《读本》吸收了简帛的新材料,在隋唐部分,《读本》收了新发现的《天圣令》的内容等等。

     

        “当然,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具体历史问题很多,许多问题还难以定于一家之说,我们在注释中尽可能体现不同的学术观点,使读者获得更全面的历史知识。”卜宪群说。

     

        老中青齐上阵

     

        “童超先生今年已经75岁了,经常在清晨或深夜给我打电话,讨论书稿的问题。老先生有几次腿肿得老粗,腰椎也不好,睡也睡不好,但仍然坚持看稿改稿,亲自动手,我对他的敬业精神很感佩!”卜宪群说,除了童超、林永匡两位年逾古稀的先生参与编写工作外,历史所的林甘泉、陈高华、陈祖武、卢钟锋、周自强、栾成显等老先生都参与到《读本》提纲、编写讨论、审稿中,所外的许多著名学者也为《读本》把关献策。执笔“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章的梁满仓研究员已经退休,而且刚刚动过心脏大手术,但只要有修改任务,他常常是最先完成。

     

        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是《读本》编写的主力,他们大多为各研究室的负责人。执笔“远古社会与文明起源”一章的王震中研究员在先秦史研究中卓有建树,“文明起源”的编写就体现了他多年的研究心得。执笔“商周时期”一章的宫长为研究员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的负责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描述了商周历史的发展道路。执笔“秦汉时期”一章的杨振红研究员,在关于秦汉户籍与土地制度的叙述中吸收了她对新出土简牍资料研究的成果;执笔“隋唐时期”一章的黄正建研究员,近年主持宁波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所附唐令的整理与研究,他在《读本》第六章中关于唐朝律、令、格、式的叙述别有新意。执笔“元朝”的关树东副研究员对元朝的历史地位和元政的腐败有深刻的阐述。执笔“清代前期”一章的吴伯娅研究员,在清代西藏与边疆和清代社会经济问题的写作上反复打磨,写出了特色。

     

        “陈时龙、梁建国等青年学者通过参与《读本》的编写,认识到用简洁、通俗的语言把历史写出来是很不容易的。由此看到自身的不足,学术素养得到较快的提升。”卜宪群说。

     

        老中青三代学者通力合作,将一本严谨、翔实的历史知识读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报记者 杜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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