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启功

    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岁诞辰，本刊特刊此文以志纪念。

    反对机械死板的分段教学

    这家，那家，在启功先生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说辞，他认可的是“教师”二字。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甚至想，当初辅仁大学并入师范大学之后，当时的领导一定很犯难：究竟把启先生分到哪个系？中文系？历史系？还是美术系？分到中文系又该分到哪个教研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民间文学？那时还没有什么书法系，如果有，也许就分到那里去了。而最后分到古代文学，又让他教哪一段？先秦？唐宋？还是明清？”在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仁珪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可不是，尽管启先生谦称“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但他的确是精通各种学问，包括文学、文献学、文物学、小学、史学、民俗学、红学、佛学等等，而且又是书法、绘画大师。

    “众所周知，启先生分到古代文学教研室之后，最反对的就是机械死板的分段教学。”

    他曾把古代文学分成三段或四段比喻为吃鱼，吃鱼可要“中段”，但鱼的中段能硬性规定从第几片鳞起，到第几片鳞止吗？文学的发展难道都是随一代帝王的兴起而兴起，又随一代帝王的灭亡而灭亡，从而可以硬切成几段吗？

    正因为启先生反对死板的分段，提倡通学，提倡要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提倡对自己非本专业的知识也要有所涉猎，并巧妙地比喻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用以启示学问不仅要贯通、还要旁通、横通。

    他特别强调要把文献学、小学的知识有机地融合到文学的教学中，谦虚地将自己讲的课称为“猪跑学”。

    “所以他的教学才能那样游刃有余、深入浅出、点面结合、举一反三，有如高明的全科医生，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有的教师，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教先秦《左传》的，却教不了汉代的《史记》，尽管这二者之间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教宋诗的却不知宋诗的特点实际滥觞于唐代的韩愈等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就是破碎的、肢解的，那怎么能教会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呢？事实证明，过细的分科绝不利于教学。所以我们应提倡教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古今中外，乃之三教九流都应该略知一二才好。”赵仁珪教授深有感触。

    书法只是业余爱好

    “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命”

    启功先生自己曾写过一个座右铭：“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命。”启先生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在朱玉麟的回忆里，有过这样的描述：“作为研究生，我们的受教往往是不定期地到他家中闲谈，有时候一两周一次，有时候一周两三次。因为他的见多识广，总是在海阔天空的闲谈中使我们得到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锻炼。他在家的日子，来自五湖四海求教的人永远是座无虚席。除非那些人是有特别的约定。否则，中午我们轻轻一敲门，先生便马上把我们让进屋内，然后朝先来的社会名流一拱手：对不起，老兄，我的学生来了，我要上课。于是我们坐下来，也还是一样的闲谈。但在他的心念中，他对我们有着义务和责任，我们的到来就是他尽责的时刻。”

    “他86岁的那年春夏，完完整整地给我们上过他人生最后一次系统的课程。每两星期上一次，他早早地挪动着脚步，将家里的椅子集中到客厅，给我们拿好茶杯，然后开始一个上午的讲授，讲他几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和文献学问题——在那样的时候，他不应门，也不接电话——后来甚至把电话拔了；在那样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他作为一个导师在恪尽职守时更为重要。”

    启先生带研究生还有很多值得提倡的教学方法，如到研究生的宿舍去开课，让研究生到自己家中来听课，而其授课的方法又有独到之处，他戏称之为“熏”，戏称为“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强调一对一的因人施教。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柴剑虹说，陈垣校长曾跟启功先生谈起“教学九条”，启功先生一辈子记住并实践了这九条，并将其归纳为四个字：循循善诱。讲师承关系，包括传承这种教学方法、教学精神，而不只是限于某个学派。同时，也要提倡创新的精神和方法，包括要放手让自己的学生独立地思考、大胆地求索（也就是启功先生常常强调的“敢于捅马蜂窝”）。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

    治学态度堪称典范

    “如果吃不了做学问的苦，也可以干点其他，没必要每个人都给自己加冕一顶‘学者’的帽子。”

    尽管启功先生曾自嘲：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但在人们心中，先生实是学识广博。

    “启功的著作最早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读〈红楼梦〉札记》，60年代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80年代又出版了《汉语现象论丛》等，再加上《启功论书绝句》等散集，他的学识及其著作的学术水平都远非一般学者可以相比。”书法家林岫在《启功没有走远》中写道：尽管如此，他却非常谦虚：“我十年出一本书，都嫌太快了，唯恐有不踏实之处而致使谬误流传。现在有人半年就能出几十万字的著作，自称两年内写了二百万字的书，初闻之时，真吓了一跳，还以为我耳朵出了问题。更有甚者，平时也没见有什么学术高见和专著的人，连《翰墨志》是史志还是书论都没搞清楚，竟敢自诩为学者博导，胆子太大，让人看他吹牛都累……

    “启功先生曾经以《红楼梦》中几个民间俗语为例，讲他八年间两次修正解释，最后终以《水浒》等书和地方口音为据定其语义的经过，让笔者感动许久。他连小小的民间俗语也不掉以轻心，竟不厌其烦地将明清以来京城与齐鲁地区的相关词语一一作出比较核证之后，方作结论，可见其治学之严谨，真一丝不苟。”林岫感叹。

    启功先生在196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下专门“钞存”了一份《关于四个口袋问题》的交代材料。启功先生在“交代”中解释说：我的知识有四个方面，我这四个方面积累的材料各置一处。因古时有些零星札记或草稿，常放在纸袋中，所以我用“口袋”代表这四堆材料，我说我有四个口袋（其实纸口袋很多，每一类并不止一个口袋），这“四个口袋”，一是古典文学的一些心得如注释等，包括拟作的诗律研究等；二是关于书法方面的笔记，这方面拟写关于怎样写字的文章；三是文物鉴别方面的笔记，如繁琐考证的《兰亭帖考》；四是清代掌故方面的，这方面写成《读〈红楼梦〉札记》。

    其实，启功先生“四个口袋”的介绍，实事求是而又具体形象地道出了他视野广阔、求博求精、注重搜寻与积累材料、发挥专长的治学方法与特色。除了书画与诗词创作的勤勉与日益精湛外，启功先生在文史研究、诗文声律探求、敦煌文献整理、古代字体考索、《红楼梦》注释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柴剑虹先生说：晚年他写了再读《论语》的新体会，在报刊发表后，却一再谦虚地表示还要不断更新与加深自己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中，他又从不迷信权威与成见、习见，敢于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他在九十岁生日的会上诚恳地表示：我希望让自己的字能写得好些。这些，都是“学为人师”最好的注解。（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