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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学习、生活了约20年，从事的又是记者职业，我作为西方媒体产品的普通消费者，如何看西方的“新闻自由”，是我与中外友人交流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
西方媒体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主流媒体财力雄厚、传播范围广、出现频率高、影响力大，时政类话题是其报道的核心内容，对舆论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非主流媒体，通常传播范围小，出现频率低，报道重点是文化、体育、娱乐、社区新闻等，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力有限。他们对时政话题的报道，稿源也大多来自主流媒体。
一般认为，美国的CNN（美国有线电视网）、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杂志、美联社；德国的ARD（德国电视联播一台）、ZDF（德国电视二台）、《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德新社；法国的《世界报》、法新社；英国的《泰晤士报》、BBC等等都属于西方主流媒体。
一旦遇到重大事件，主流媒体就会蜂拥而上，口诛笔伐，如倾盆大雨，其声势与规模足以将任何不同声音碾碎。西方大国正是借助这些主流媒体来控制和引导世界舆论。伊拉克是最典型的例子。大家记得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萨达姆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支持基地组织搞恐怖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理由”都是美国情报机构编造的谎言。但在主流媒体的报道足以令人窒息的强大攻势下，还有谁能发出不同声音！近来，西方媒体对叙利亚局势“一边倒”的报道方式，使人再次看到了其对“客观”、“公正”等新闻报道原则的真实态度。在他们的镜头中，看到的是叙政府军对居民区的炮击以及受伤流血的平民，看不到反政府武装的暴力，看不到政府军的伤亡。依照这些日复一日的报道传递的信息，似乎只有叙利亚政府下台，老百姓才能重获安宁。
除上述媒体外，西方还有一些专门进行意识形态战争，以颠覆他国政权为己任的官办媒体，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如美国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亚洲电台、德国的德国之声、英国的BBC等，其宗旨都是促进和加强“自由民主事业”。应该说，东欧剧变、中亚的“颜色革命”，他们都有功劳。这些媒体本来就是西方大国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工具。言论自由、新闻职业的操守，在那些地方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会忘记，不久前德国之声的一位编辑因为客观介绍中国而被停职。
西方媒体的报道口径，主要来自西方政治家的公开表态。白宫新闻秘书每天要同相关政要、智囊讨论当天和即将发生的大事，并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有关情况和口径向媒体通报。我曾问过《纽约时报》的值班总编，美国是否也有总统不让报道的事？他坦率地说：“当然有”。一般做法是由白宫新闻秘书给媒体老板或总编打电话，希望不要报道某些事。他们再通知值班总编，哪些报道不能见报。如果还是报道了，以后专为媒体负责人安排的“总统早餐会”就不会请你参加，你提出采访总统的要求，也不会理你。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的国家，如果一家媒体失去了政府的信息来源，无异于对它判了死刑。
我在德国当记者时，有一次参加总理发言人为媒体组织的“背景吹风会”。知道我是新来的，一位德国同行友好地提醒我，报道这样的吹风会要遵守“报道纪律”，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要听发言人的。否则，你将无缘“背景吹风会”。我当时有点儿懵，不明白他说什么。果然，发言人先宣布了“报道纪律”，吹风内容涉及三个层面：一、可以公开报道，也可直接引用；二、可以公开报道，但不能指名道姓，只能“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三、不能公开报道，也不能录音。吹风中，当他谈到“以下内容属于三”时，在场的同行都会关掉录音机，停下手中的笔，无一例外。吹风会结束后，我问身边的同行，如果你将属于“三”的内容报道了怎么办？他说，除非他不想干了，老板会让他走人。只有这样，这家媒体才可能继续得到参加吹风会的邀请。
政府除了通过信息资源对媒体进行管理外，广告投放也是其管理媒体的重要手段。奥地利媒体因总理府广告投放有亲疏而引发的“口水战”，已持续数月。《皇冠报》、《奥地利报》、《小报》之间甚至到了总编、发行人亲自出马，互揭老底的地步。此外，媒体协会也有自律规定。如奥地利新闻委员会通过的《出版工作原则》第2.3条就明确规定，批评报道在发表前必须有证据表明，已征求过被批评者的意见。第9.2条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媒体利益发生冲撞时，媒体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如重大案件的侦破、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健康、避免误导舆论等都属于公共利益。
在欧洲的上述经历不难看出，没有意识形态倾向、没有利益集团操纵、没有政府管理的所谓西方“新闻自由”其实根本不存在。任何“新闻自由”都是法律框架范围内的“自由”，都要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都要受行业行为规范约束，西方也不例外。由于各国的国情、民情、发展水平等众多因素不同，各国法律允许的“自由度”有差异，是客观存在，也不难理解。如果盲目认为西方政府不对新闻进行管理，就完全错了。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方祥生 本报维也纳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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