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文艺创作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近年来，文艺创作的数量不断增长，而精品力作则相当匮乏。文艺创作的质量和数量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引起了普遍关注。引导文艺创作从数量规模向量多质优转变，已是刻不容缓。

    文艺创作虽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精神劳动，很难进行量化管理，但是，文艺创作毕竟不完全是个人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对它进行规范和调节。比如可以帮助有些作家艺术家更好更快地选准适合自己个性的创作目标，努力创作出优秀作品，而不是将才华稀释在平庸的创作上。同时，在尊重作家艺术家创作个性和艺术探索的基础上，倡导他们充分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既反对“题材决定论”，也反对“题材无差别论”，创作出既符合时代需要又符合历史需要的作品。

    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是一对相当复杂的范畴。既不能从单一层面上认识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也不能混淆不同层面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而应从多个层面上把握它，否则，就会割裂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个人来说，每个作家艺术家的情况都很不相同，有些作家艺术家是捷才，创作既多又好；有些作家艺术家是慢才，创作少而精。有些作家艺术家作品数量众多，既有精品力作，也有平庸之作；有些作家艺术家非常勤奋，创作数量可观，但乏善可陈。同时，不能不看到，有些作家艺术家之所以创作了数量众多的平庸作品，不是因为出手过快过多，而是因为才能欠缺。

    文艺创作是以“少”为贵，还是以“多”取胜，恐怕不好一概而论。应该说，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地位决定于其文艺作品的数量（包括文艺作品的丰富和多样）。1935年12月，朱光潜和鲁迅在把握中国诗人陶潜伟大之处时发生了分歧。朱光潜认为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指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鲁迅则尖锐地指出，历来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陶潜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可见，鲁迅和朱光潜不仅在审美理想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全面认识陶潜诗歌创作上也产生了分歧。鲁迅全面真实地把握了陶潜伟大之处，认为陶潜除“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显然，陶潜如果没有创作的丰富多样，如果缺少“金刚怒目”式的诗歌创作，其成就可能大打折扣。

    作家艺术家多产的好坏不但取决于文艺创作有无质量，而且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特长。不同的作家艺术家在文艺创作上是很不同的，有的作家艺术家写得既快又好，多产并不影响他们的创作质量。尤其是一些天才的作家艺术家，拥有极大的生产力，虽然在他们的文艺作品中糟糕的并不比一般作家艺术家少，但是，这很难说他们的文艺创作是“少”好，还是“多”好。莎士比亚写下了154首14行诗，有的是杰出作品，有的则水平一般，跟同时代人的作品差不多，有的甚至还不尽如人意。恐怕不能因为这些天才的作家艺术家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文艺作品就限制他们的创作，否则，就不但遏制了他们写出精品力作的几率，而且压制了他们的艺术探索甚至冒险。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然而，如果没有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勤奋写作，那么，这种学与思就很难深化和系统化。文艺创作的量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鼓励作家艺术家多创作。虽然这种量化管理不能因人而异，颇遭诟病，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有些作家艺术家勤学勤思勤创作的作用。的确，有些作家艺术家是响鼓不用重锤。例如，对于作家刘绍棠、路遥来说，任何量化指标都是多余的，反而应该不断提醒他们注意劳逸结合。然而，对于那些不够勤奋又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一定的量化指标是必要的。否则，他们就会将时间和才华浪费在旁门左道上。

    作家艺术家多产的好坏不但取决于文艺创作有无质量，而且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目的。马克思曾经称赞英国诗人“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并以此与“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做出了对比。马克思认为前者是非生产劳动者，后者则是生产劳动者。这两种类型作家的根本区别就是他们创作目的不同。本来，文艺创作的多与好不是矛盾的。但是，有些作家艺术家创作目的不纯，急功近利，非常浮躁，根本没有耐心反复修改润色，以至于文艺作品“硬伤”频仍，错误不断，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用不好，在他们身上不幸出现了多与好的矛盾。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就出现了这种多产而粗制滥造的现象。1831年12月1日，德国作家歌德在与艾克曼谈话时指出，雨果过度多产对他的才能起了损害作用。歌德认为雨果“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而且他像是为挣得大批钱而工作。我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的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多做些工作才行”。在这个基础上，歌德进而指出：“才能较低的人对艺术本身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工作中除掉完工后能赚多少报酬以外，什么也不想。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就决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

    对于一个时代的整体文艺创作来说，文艺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这些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没有一定质量，也是不行的。这就是说，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即使数量庞大，如果绝大多数都是质量平平的，也算不上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相反，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如果只有少数几个样板存在，那也是荒凉的。因此，判断一个时代的文艺是否繁荣，既不能只看文艺作品的数量，也不能只看文艺作品的质量，而是两者兼顾。从整个文艺创作来看，没有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产生，就不可能产生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正如埃及金字塔，没有宽广的塔基，就没有高高的塔尖。因此，正确地把握文艺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就是分别对待不同作家艺术家的文艺创作，既要看到文艺世界的差别即不同作家艺术家文艺创作的差别，也要看到文艺世界的联系即不同作家艺术家文艺创作的联系。针对广大作家艺术家提出某种理想要求，与这些作家艺术家在实现这种理想要求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绝不能因为广大作家艺术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点滴努力。这就是说，要积极肯定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勤奋努力，也要敦促他们力争写出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