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何其芳

    何其芳是以诗人、散文家和学者的三重身份名世的。但他最初攫住我的是诗人！

    那还是在中学的语文课上，在老师讲完了他的《夜歌和白天的歌》以后，又读了他一些别的诗，觉得这是个富于梦想、感情真挚而饱满、又带点淡淡的哀愁的诗人。上大学后，老师正好是与何其芳名望相仿的诗人冯至，在他的引导下，较多地读了一些海涅、歌德等人的诗，开始对诗也发起烧来。说来也巧，那时听说我所仰望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借驻在北大，而何其芳恰好是她的领导。于是不禁跃跃欲试，很想找个理由见见这位久仰的诗人。怎奈时运不佳，不久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紧接着是“大跃进”、“反右倾”……文学所也于这期间（1958年）搬离了北大。

    那时候，文艺界经过了“反右”和“反人性论”等运动，“左”的倾向日趋严重，像何其芳这样禀性耿直的诗人，内心的抵触情绪与日俱增，难免有时会在写作或言谈中流露出来。约在1963年前后，读到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说他在一首诗中直抒自己像鸟一样感到“翅膀沉重”，想飞却飞不起来。这触发了我心中的隐情，引起我的共鸣。联系他在“反右”之初断言文学所“没有右派”（后被划了一批）；大跃进中公开批驳亩产几万斤的谎言；反对新诗“必须以民歌为基础”的主张……觉得这是个正直、豁达且有骨气的诗人。这时可以说，他的巨大的人格魅力把我征服了！于是我怀着一种朝拜的情绪，决心拜访他一次。什么缘由呢？我想，写一篇对当前诗歌创作的评论，以批评为主，如果得到他的赞赏，也许他就愿意见我。也巧，未及我把文章写完，听说文学所要一分为二，分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所”！科学院是我久仰的学术殿堂，这下机会来了：何其芳肯定要为这个新所招兵买马，我以要求调外国文学所工作的名义给他写信，再附上这篇文章，相信他见我的可能性该是比较大的。

    但信寄出后差不多一个月了，却迟迟收不到回信。莫非他不赏识我？不料，一天冯至先生见到我，说：“你给其芳同志的信他转给我了！”我一听，有戏了！但他沉着脸，停了一会接着说：“难道你……你不知道我已经调到科学院来筹建外国文学研究所了！？”啊，糟了！我心想，“他在见怪我越位了！”我一下子好像做了什么不规矩的事突然被人抓住似的，窘困不堪。不是吗？冯是我的顶头上司和老师，要调工作为什么不首先跟他谈；他也是与何其芳旗鼓相当的诗人，要谈诗，为什么舍近就远？双方默默地僵持了约十来秒钟后，到底还是雨过天晴了，他说：“我已经跟文学所人事处说了：过后你去报到吧！”这是1964年清明节刚过的事。一个月后我终于来文学所上班了！

    上班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我久盼的夙愿：拜望何其芳！

    我先找他的秘书胡湛珍女士向何转达我求见的愿望。两天后她答复我：“何所长说下周二上午见你。”等到那天上午八点一到我就去他办公室了！但迟迟不见他来。于是我就问胡秘书：“何所长不会忘了吧？”她说：“忘是不会忘的，是你来得太早了！你不知道吧：其芳同志是个有名的‘夜猫子’呢，没有急事他不会那么早来的。”说到“夜猫子”我想起来了：“听说他不抽烟，夜间写作靠吃糖果来提神，以至每夜需要一斤糖果的消耗量，是吗？”她笑了笑说：“一斤可能夸大了吧？但他爱吃糖果是事实。”正说着，只见一个胖乎乎的戴眼镜的上岁数的男人快步走了进来，他右手挎着一个文件包，有点风风火火的样子。“你就是叶廷芳同志吧？哈，我们的名字都以一个‘芳’字收尾，所以被我记住了。”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招呼我和他坐在同一张灰褐色的长沙发上。“你来得正好呀！”他开门见山说，“我们正着手把本所几个外国文学研究室抽出来作为基础，单独成立一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多亏周扬同志很重视，他把作协的《世界文学》杂志和编辑部的全班人马全都拨给我们，还把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同志——就是你的老师吧——调来当所长。”“据说建立这个新所还得到毛主席的批准，是吗？”我插问。“这也得感谢周扬同志啰！”他又兴奋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加强对世界的研究，于是把周扬同志叫去商量。毛主席首先提出要有人研究宗教，要在学部（即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两个人讨论中又增加了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周扬同志乘这机会把外国文学研究所也加了上去。这个机会抓得好哇！主席统统同意了！”我说：“周扬同志本来跟外国文学就有缘，很早就翻译了《安娜·卡列尼娜》。”“这说明他很有眼光啊！”他说，“托尔斯泰是多么了不起的伟大作家！”听了他这样的赞美我的情绪立刻活跃了起来，正好当助教那几年我系统地读了一批西方文学名著，其中就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和《复活》，于是就大谈起这两部著作的女主人公的刻画是多么不同凡响。他不时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他可能发现我的评论中迟迟没有出现他最钟情的人物，便憋不住插了进来：“托尔斯泰‘三女性’中最光彩照人的性格刻画是娜塔莎！她作为贵族少女那样深沉而又活泼；丰富而又天真，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可爱少女的典型！”这时他发现我好像唱和不上来，便问：“《战争与和平》你读过了吗？”我摇摇头。他“咦！”的一声，表示意外：“你把外国文学研究当职业，这样的巅峰之作怎么都不读！？”但他口气马上缓和下来，说：“当然，这是托翁的最伟大作品，读这样的作品不仅需要较高的文学修养，还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年轻，在晋察冀的抗日年代，在一个村子里偶然发现了一本没有译完的《战争与和平》，便如饥似渴地抢来读。但出乎意料，我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的！可过了二十来年我再读这部书时，哦，感受完全不一样，真是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因为你有了丰富的战争经历了！”我插了一句。“不！托尔斯泰的手笔最吸引我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那真是非同凡响：人物好几百个，主要人物也好几十，那些性格，不论男女，一个个内心丰富，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后来知道，就在这之前几年，即1960年冬，他还曾应邀赴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专门作了一次关于托尔斯泰的演讲。论及娜塔莎，他竟一连用了四个长长的排比句来赞美这个“可爱的女孩子的典型”。

    毕竟我没有读过这部巨著，再谈下去恐很难投机，便赶紧“转移阵地”，谈19世纪的俄罗斯诗歌。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他似乎在托尔斯泰的兴奋中一时出不来，直到我谈涅克拉索夫的时候才插进来：“这位诗人不愧是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弄潮儿，我也很喜欢。他的许多诗句如‘没有痛苦成不了诗人，没有怒涛像什么海洋’，都是千古绝唱，我年轻时很受鼓舞。”接着他话锋一转，说：“你们19世纪德国文学中的海涅也了不起啊！他的政治讽刺诗写得非常出色，像‘我是剑，我是火焰’，多么明快、犀利，激动人心。海涅的爱情诗也非常动人喔，写出了少男少女那种男欢女爱的真挚的感情，那种赤子之心，真是催人泪下。”这时我补充了一句：“是的，海涅的诗之所以感人，就在于作者感情的真挚。”“就是嘛，诗这东西是作不了假的，没有全身心的感情投入是没有人理你的。马克思那样赞赏海涅，这是不奇怪的……”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接完电话带点抱歉语气说：“咳，有事了——那今天就这样吧！好在你已经来了，以后总还会有机会的。”

    天有不测风云。“机会”不是没有，但充满了戏剧性。几个月后，其芳所长率领本所大队人马赴安徽“四清”。一年后他们打道回府，我则跟着剩下的人马去了江西。1966年5月底6月初，学部“四清”工作队突然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命令我们全体“速回”。6月3日晚我们回到北京，翌日上午就参加学部领导召开的全体大会，结果造反派突然上台抢过话筒揭发院领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学部领导包括何其芳在内的八位党组成员一下子变成批判对象。尽管揭发者的调门很高，情绪也很激烈，但何所长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有时挺着肚子在台上优哉游哉地走上走下。他更没有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文学所的“革命群众”就一反常态，把他揪到大饭厅，让他站到凳子上去，给他戴上高帽子，全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白条子。他却完全被眼前这荒谬的现实弄糊涂了，像一个被耍的小孩子那样，一个劲地发问：“你……你们怎么能这样！直到今天我还是文学所党小组的组长呢！……”这时的何其芳，让我们领教了他延安时期的“书生气”的新版。我那时对形势也摸不着头脑，在这样的“群众专政”气氛下，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像个弱智小孩似的任人摆布，任人耍弄，想笑笑不出，想哭哭不出，只让眼泪往肚子里流……

    这以后再见到他时已经是五年后的事了！那是1971年在河南学部“五七干校”。

    当时干校搞了个“文工团”，我被调到那里去“唱歌”。但几个爱表演的团员想演戏，让我写一出反映干校“先进事迹”的剧本。那时听说文学所“连队”何其芳对养猪很投入，颇有感受。我心中暗喜：正可借“收集素材”之名去看看这位我一向敬仰而今仍然同情的落魄者。那时正值春夏之交，其芳先生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旧中山装，腰间系一条长长的、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身体本来就有点胖，走动起来肚子一颠一颠的，我不禁扑哧一笑。他立刻扭头来好奇地问：“你笑什么？”“我看见一只刚填饱肚子的鸭子在走动。”他立刻搜寻起来：“鸭子在哪里？鸭子在哪里？”我说：“就在眼前！”他先是嗔怪，而后开心地笑了：“哈，你怎么把我比鸭子呢，难道我不像猪倌？来来来，我领你看看我的‘部队’吧！”他把我领到他的猪圈前，“啰啰啰啰啰！”一阵呼叫后，只见六七头圆滚滚的肥猪，白里透红，一起跑向前来，站定后一个个昂着头。“人们总喜欢说蠢猪蠢猪，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怪不得小时候常看见母亲当人家把她养的猪抬去卖时，她一直含着泪目送她的猪被抬出村口为止。”我插进去说。“就是嘛！现在你若把我的猪抬走，我也是要流眼泪的嘛！”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后，他仍一发不可收，继续津津乐道他的养猪体验，说：“这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这一年多来我亲手养了猪，与这些生命朝夕相处，才能体察得出这些生命的喜怒哀乐，也才能体会得到包括你母亲在内的千千万万劳动妇女对自己劳动果实的珍爱。现在可以说——”他摇头摆尾地朗诵起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接着是一串爽朗的笑声，一种返老还童似的天真。

    1972年盛夏，学部干校全体撤回北京。我立刻恢复了昔日逛旧书店的嗜好。一天在西单商场附近的“中国书店”与何其芳先生不期而遇，相见甚欢。

    我发现一部四卷本的《基督山伯爵》，便捧在手里，准备最后去付款。他见到后乐呵呵地问：“你有收获了？”我顺手把书递给他。他一看，像见到一条臭鱼似的把书一推，带着一种鄙夷的口气说：“你怎么会对这种书感兴趣？”我大感意外，辩解说：“现在不是街头巷尾都在热议这部书吗？”他不以为然地反驳说：“那都是不懂文学的人在赶热闹！这样的书就是为了满足那些人的消遣需要而写的。”我听了像受到一种醒脑的点拨，赶紧把书放了回去。等我回来他又接着说：“你是专业文学研究者，时间应集中在经典名著的阅读上。”我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说：“您说得很对，其芳同志。以后看书不能一味追求故事情节，要学会对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以及分析批判能力。”不久我又发现一套很厚的德文版的《迈耶大百科全书》，共12卷。可惜买不起。何说：“这样的工具书再贵也值得买！但你不必自己买；你可以跟冯至同志说一下，让你们所的图书室买嘛。”（后冯以西方的观点不可靠为由未同意）。

    出了书店后他问我去过东四那家旧书店没有？我说那是文革前的事了，现在灯市口有一家，上次我在那里买到几本“供内部参考”的黄皮书，如赛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啦，迪伦马特的剧作《老妇还乡》啦，甚至还买到一本德文版的厚书《歌德研究》，冯至先生很高兴，说我买到一本研究歌德的名著。他立刻活跃起来：“我也很想去看看，下周还是我们一起去吧，好不好？”我说：“当然好！”第二周的一个下午，当我们带着新淘得的几本书走出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时，他用手往南一指，说：“我家就住在东单往南一点西裱褙胡同34号，过几天你若有空请你到我家坐坐。”我欣然答应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应约找到了他的住处。那是一幢朝东的旧式二层小楼，带一个小院。按主人的身份说，不算气派，但有这样一座单门独院的住宅，也衬得起他作为名家的尊严了。进门后往右经过一条约三四米的狭窄过道就进入客厅了。厅室不算小，但活动的空间并不多。木地板也很旧，走起来咚咚响，而且与一台偌大的、技术尚不过关的电冰箱的嘟嘟嘟的振动声发生持久的共鸣。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影响工作？”何用手往上一指：“我工作和睡觉都在楼上。”这时刚刚陪我进屋的女主人牟决鸣补充了一句：“这里只用来吃饭和见客。”我心想：这大概是特殊年代的临时措施吧。等他夫人与我寒暄完了退去后，其芳先生拿出一只高高的玻璃杯，热情地亲自为我沏茶，还特别强调：“这是上好的龙井茶。”接着一股浓郁的香醇扑鼻而来。我立刻端起杯来——嗬，太烫了！我就用鼻子先享受一番，马上发出一声“名不虚传”之叹：“其芳同志，看来我是枉为浙江人了：这才第一次喝上家乡的第一名茶呢！”其芳先生得意地等到了这一句他预料中的赞美后才开始跟我说话。他把藤椅稍稍往前挪了挪，然后说：“廷芳同志，我好高兴哩：经过几次接触，我们倒还谈得来。现在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他看了看我的脸色，想知道我什么反应。我赶紧说：“您尽管说。”他喝了一口茶，继续说：“这年头，现在批倒是没有人批我了，所里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了，写东西也不好写了。但也不能老闲着吧？我想来想去，似乎只有翻译还可以搞搞。英文我会一点，过去也译过一点东西。但我偏偏对海涅情有独钟，我很想翻译海涅的诗歌。可我德文却不过关，而不根据原文翻译又做不到传神达意，这事你说挠头不挠头！？”他停下来看了我一会，又接着说：“因此，廷芳同志：我想拜你为师哩！”我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其芳同志，您是卓有成就的诗人，这对于译诗来说已经占了三分之二的优势了！让我拜您为师才是哩；事实上我也一直在以您为师呢。”“不管怎么说，原文不过关总是不行的吧！”他强调说。“这样吧，其芳同志：您根据现有的德文水平先译起来，可以参照英文。然后我用德文给您核对一遍，这样您的德文水平也就会慢慢提高了。”他兴奋地用手在腿上拍了一下：“好噻！有了德文老师我就放心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北京外文书店设在东郊通县的一个仓库要清仓，约有200万册外文书籍要廉价处理。我立即通过公用电话将这一消息告诉何其芳。他喜出望外，恨不得马上就去。我们第二天下午一起去了。那确是非常庞大的书库，绝大多数都是苏联东欧国家出版的书籍，原价非常便宜，且一律打三折。德文书大多数都是精装，且装帧十分精致、漂亮。几乎每位古典作家都有单卷本选集，每本打折后只需1.5元；大作家则有全集或选集，甚至还有德文翻译名著如《莎士比亚全集》、《普希金全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选集等。我像梦里意外挖到一个钱窖似的欣喜若狂。我赶紧把何其芳从英文书架那边拉过来，我们很快发现了一套六卷本的《海涅全集》，打折后仅8.4元。我们俩毫不犹豫地各买了一套。最后回来时，我肩上背的，手上提的，到家时，出了一身大汗，但仍抑制不住兴奋。

    两天后其芳先生又和我去了一趟外文书库。这次我又有一个意外收获：发现了两本东德出版的卡夫卡的作品，一本是《卡夫卡选集》，包括两部长篇《城堡》、《诉讼》（一译《审判》）和若干短篇小说；另一部是《美国》即《失踪者》。但当时的卡夫卡在国内是公认的“颓废派”作家，因而是“禁书”！于是我悄悄地问何其芳：这两部书值不值得买？他嘴巴一撅：“当然值得买噻！”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搞研究先不要管它进步与反动！研究以后再来下结论嘛！”这正符合我的想法，精神为之一振。两人的这一默契，创造了一个瞬间，这一瞬间决定了尔后我成为国内卡夫卡的最早正面引进者和研究者。

    过了一会儿，何其芳从另一处的政治类书架上又有发现：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赶紧跑过来把我拽了去，说：“这太重要了！可惜我看德文有困难，你得把它买了去！”我数了数，共29卷，虽不全，但仍慨叹：“哪看得过来呀！”他不以为然地说：“挑重要的看么，这是原文啊！我经常在引用或看别人引文时感到译文有疑问，很想找人核对一下。你将来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我很快被他说服了。那就看看价钱吧——没有！一问——凡没有标价的，一律免费，随便拿！何其芳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发洋财了！”平静下来后他说：“今天搬不动了，下次你找个熟人帮你拿一下。”后来我又单独去了三次，而且每次都挖到新的“钱窖”：二角钱一张的交响乐唱片和很便宜的大型画册，直至把我所有的有限积蓄（相当于4个月的工资）扫荡一空！

    1975年，我和本所几位不同专业的同事，在冯至、戈宝权等前辈的指导下，搞了个《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课题，想写一本书，以便利用鲁迅的崇高威望为外国文学争一条出路。初稿写成后，分别请有关专家诸如曹靖华、李何林、何其芳先生等提意见，以求指导。其芳先生没有对书稿的具体内容提什么意见，但他对这一课题非常赞赏。谁料好景不长，不久政坛上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某权威出版社不得不推翻了原来的出版承诺。我在何其芳那里诉苦：两代人一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他亦愤愤不平：“他们说鲁迅这个伟大，那个伟大，怎么一到外国文学领域就不伟大了？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一到这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太岂有此理了！”他那一脸的怒容就这样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叶廷芳 浙江衢县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研究员。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