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交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防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兴也。”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纪》五七
我们认为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中的“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的说法值得商榷。
要想在“用者”与“被用者”之间建立信任,还必须求助于道德以外的其他东西。这就要求具有一定的监督机制,使得“用者”对“被用者”有充分的把握能力。当然合理合法的监督,需要一定的制度或体制来加以实现。只有体制和制度对“被用者”的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才能管好人、用好人。合理、合法的制度可以约束双方的言行,使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见,合理的制度方才是我们“用人不疑”的真正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