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启功先生对师大的情感,可以说是很淡,也可以说是很浓。就淡的一面说,启先生就是在晚年也都以普通教师自处,超出这一身份,为自己和他人谋点什么,或指指点点,绝不是启先生的做法。有事需要他来做、来帮忙,一定有求必应,此外则绝不多问,就更不用说干预了。就浓的一面说,启先生最看重的是他的教师身份,常说“我是一个教书匠”;同时,他关爱学生,对教导过自己的老师,更是一生都抱有拳拳之心。后一面的浓情,只消提一下启功先生义卖书画,把所得一百六十余万善款全数交给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金一事,即可见其一斑了。
对教育的捐助,也是对老师的报恩。这又不能不说到启先生一生感念的恩师、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自幼孤露,家道中落的启先生,因陈垣老校长的接纳、教诲和提携,深研文史之学,并成为现代教育的一员。启先生常说自己一生有两大恩人,其中之一就是陈垣先生。年轻时,启先生受教不一,学问多方,但在他那篇《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里,回忆陈老校长在做人、教学和治学等诸多方面对自己的熏陶,启先生深情地说,是在进入陈垣先生之门后,才真正懂得学问的流派、门径有那么多,那么广。启先生曾经自嘲自己是“中学生,副教授”,可是他这位“中学生”,是亲炙于史学大师数十年登堂入室的“中学生”,是一代史学大师教出了另一位“中学生”学历的学问大师,这本身就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两代学问大家之间的师生关系,又岂是学问传授一言所能概括的?晚年做《口述历史》,启先生这样表达了自己对陈垣先生的感念之情:“每当我遭受风雨时,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雨伞;每当我遭受抛弃时,是他老人家为我张开宽厚的翅膀,让我得到温暖与安顿……我自幼丧父,我渴望有人像父亲那样关怀我,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母爱的另一种爱,有了他,我就能感到踏实,增强力量,充满信心,明确方向……我启功别说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来生,有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感人肺腑的语言,道出的是一代史学大师识才、爱才和育才的高谊,也道出了启先生知恩图报的德操。
师大在启先生,是他的“第一个家”。五十余年的师大老师的经历,固然是风风雨雨,有一段时间是连讲授古代文学史的资格都不给的。但是,进入新时期,浑身本领的启先生终于在教学、研究以及书画创作等各方面焕发了青春,挥发出巨大的能量。我生也晚,没有课堂听先生讲授文学史的幸运,不过,启先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讲授文学史的课堂笔记,最近由那时听课的学生(我该叫他们先生)整理出来了。读一读先生所讲的文学史,虽为课堂笔记,但对古典诗文等各种文学先贤的理解和讲说,是那样的博雅高致,有深谙创作甘苦的体会,有因眼界宽阔而来的深透,启人神智,没有一点一般“文学史”的匠气,确是大家气派。同时,进入新时期,先生一系列另辟蹊径,见解独到的大著(这里的大著的“大”不是指部头,而是指学术的见地和质量)如《汉语现象论丛》,《说八股》《古代字体论稿》等先后问世。热爱学术和教学的启先生一直到九十岁高龄还在写作像《读<论语>献疑》那样的大作,还多次为听众开专题讲座,讲授书法和古代的文学和学术。
晚年作为教师的启先生,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开设“猪跑学”的课程。北方有一句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用以讽刺那些没有常识的人。对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学术基础不健全、古代文化常识缺乏,甚至写一封信也要在格式、署名之类的事上闹笑话的现象,启先生很感焦虑。有一次在启先生家里,笔者就听到启先生和历史系的刘乃和先生等几位议论,说有人把西语著作出现的“孟子”翻译成汉语时,竟译成“孟修斯”;还有人把清代官服的“补子”白话翻译为“带补丁的衣服”等等。常识缺乏不单是闹笑话的问题,势必影响到深入的研究。启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这方面的现状,为此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信,呼吁重视这方面问题。同时,还不顾年高多病,亲自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了“猪跑学”(正式的名称叫“古代文化基本常识”吧)的课,内容涉及思想史学术和文学史。回想当时的情景,老师在家一上课,听者除了研究生,还有已是教授、副教授来“蹭听”的。老师语调缓慢,娓娓而谈,信手拈来,时出睿智的妙语,学术的盛宴,满堂生辉,一两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先生已仙逝七年了,可当时亲聆馨咳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