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的文化价值

    灿烂的中国文化史培育出无数的明星,他们有的光照一代，有的“各领风骚数百年”，有的甚至光耀千古，如上古的孔子和中古的苏东坡。进步，无疑是文化发展的潮流，“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事必然造就现当代新的文化大师。启功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而且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间世”的翘楚——亦即不是随便什么时代、随便什么人物都能成就的领军人物。古人评价文化大师常用“道德、文章”为标准。但我以为具有高尚道德、文章的人固然伟大，但未见得都可亲可爱，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文化大师还须有“性情”，启先生恰恰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大家

    所谓“文章”是指广义的学术或艺术水平，这当然是成为文化大师的基本标准。如果一个人能在学术或艺术领域中专精一项，或兼擅一两项，已属难得。启先生不但能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将学术艺术化与艺术学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这两大领域中又兼擅数项，并能达到顶级水平，堪称全能、全才之大师，故尤为难得。

    就艺术领域而言,众所周知启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就实际情况而言，启先生的书名要远高于画名。然而启先生从小立志要当的却是画家，故青少年时于绘画用力甚勤；加之先后拜书画名家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为师，并深受号称“南张北溥”的溥心畬及溥雪斋等大师的亲传，故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享誉画坛，常有多幅作品同时出现在全国性的画展上。据启先生的友人王静芝先生所云，当时两张启功可以换一张董其昌足见其声誉之高。启先生学画从临摹入手，恪守传统，接续了水墨画的正脉，延续了文人画的精神，笔触精微，一丝不苟，尤喜元四家及清四王的作品，尽得其画理之精髓、笔墨之灵趣及皴染之技法，风格空灵雅洁、澄澈明快，深具“兰飘竹撇写离骚”的诗意。在恪守传统的基础上启先生也有创新，如对色彩的大胆使用，竟与西方之印象画派有某些暗合之处。也许真的是“文章憎命达”，1957年启先生竟“莫须有”地在他一手参与策划的画院被打成“右派”，这对他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从此决心封笔不画。只有到“文革”后期之后才技痒难收，偶拾零纸，小泼丹青。但那时他已被“书债”所累，故很难重回巅峰。如果没有那场噩梦，谁敢说启先生的绘画不会和他的书法一样辉煌？

    但也许又应了另一句古训：“天道酬勤”，当绘画生涯遭到摧残时，他的书法成就却方兴未艾，蒸蒸日上，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达到如日中天的高峰，世人称为“启体”，即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自辟蹊径，独创一格。其风骨恰如翩翩美少年，风发激越，策马扬鞭于柳陌花衢；其闲雅恰如文人雅士，轻裘缓带，促膝于几榻，转见风采；不衫不履，相聚于山林，尽得倜傥；其潇洒恰如《论语》所云：“春服既成，浴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高华恰如稼轩咏山之譬喻：“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期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总之，他的书法与其绘画一样，都坚守了它们应具有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之美，赏心悦目之美，深具文人才情的气质和书卷的文化内涵。这在浮躁气充斥书坛画界，出现大量以标新立异、粗头乱服、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当今尤具拨乱反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对中国书法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启先生还是一个卓越的书法理论家，提出很多诸如“师笔不师刀”，最佳的结字当符合“黄金分割”等命题，都堪称不刊之论。难怪书法界很多人都称启先生的书法成就可以跨越明代的董其昌直接元代的赵孟頫，堪称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书法大师。

    而最能体现将书画艺术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在书画领域将艺术学术化、学术艺术化的是启先生的书画鉴定成就。启先生尝自称平生用力最勤的也在此。他的书画鉴定有很多一般鉴定家不可企及处。首先是经眼广，从十几岁起就随贾羲民先生“泡”在故宫的书画馆，聆听专家的指点；30多岁就担任故宫专门委员，负责书画鉴定；解放后又入文物局，继续搞书画鉴定；尤其是“文革”后，先后任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计。而启先生天资聪颖，凡一经眼，即过目不忘。二是以书画艺术家的身份进行书画鉴定。他对古代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着色以至笔墨特征皆了如指掌，不像有的人或只会创作却不懂理论，或懂些理论却不会创作，启先生有两手，且两手都过硬。三是兼以学者的身份搞鉴定，即不仅靠眼力，还能靠学力，能从墨迹之外，诸如称谓、避讳、背景、史料等发现很多一般鉴定家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是将艺术学术化最典型的体现，也是他能独树一帜居于当代鉴定大师前列的重要原因。

    在充分肯定启先生书画艺术的文化价值时，更应强调的是启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他在学术领域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启先生是一位全能的学者,他兼擅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等诸学）、红学、敦煌学、佛学、民俗学，以至对小说、占卜、三教九流之学皆有广泛的涉猎。换言之，今日之学术分科完全不适用于他，他是一个“大杂家”，他也欣然以此自诩。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华书局四卷本的《启功丛稿》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启功讲学录》及三联书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中，其中像《急就篇传本考》《平复帖说并释文》《兰亭考》《山水画南北宗说辨》《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等书画考辨文章，《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谈诗书画的关系》《南朝诗中的次韵问题》《说八股》及《讲学录》中的《论文学》《论学术思想》《论古籍整理》等论古典文学及文献学的文章都是见地深刻、在相关的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与人合作)一书，解决了很多长期难以解决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名及其他疑难问题。他的小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物出版社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华书局的《诗文声律论稿》、商务印书馆的《汉语现象论丛》等专著中。《古代字体论稿》将文字学、文字史与书法学、书法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属兼顾这两个领域的开山之作，也是将学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诗文声律论稿》不但将复杂的诗词格律简明化，而且将声律现象引申到古“文”中，更是在王力系统外另树殊途同归的又一学派。他的红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注释及几篇《红楼梦》的论文(包括对民俗的考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程乙本”，原想请俞平伯先生作注，但俞先生推荐了启先生。可以说解放后读者所读的大多都是启先生所注的《红楼梦》，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有的标出注释者，有的没标出注释者而已，这对推广普及《红楼梦》贡献甚大。他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与几位学者合作编著的《敦煌变文集》中。启先生小时曾正式皈依喇嘛教，法号“察格多尔札布”，故深通佛学，并将其智慧运用到学、艺之中。

    启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继承了乾嘉学派及后来的章黄学派的传统，特重文献的搜集与考证，言必有据，绝不做空头文章。这主要受益于恩师陈垣校长。他在纪念恩师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曾叙述道：“老师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每一条材料。”上述的那些书画论文都是这种学风的代表作。

    二是独出机杼、别具只眼，充满了“启氏”智慧，道别人所未道或不能道。如论中国诗歌发展史曰：“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短短的四句话真胜过一部诗歌史纲。又如论史学观曰：“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史识之高令人顿悟。又如论汉语词序排列的灵活性曰：“大漠孤烟直”五字，可组成十种句式，如果给它们各配上一个相关的诗句作背景，则其中的九种都可讲通。真乃匪夷所思的才人之论。再如论汉语声律学曰：诗人王仲宣为何喜欢驴，魏文帝又为何让吊者“各作一声以送之”？盖驴叫有四声也，并当众亲自模仿，闻者无不大笑，大笑之后无不佩服他的聪颖。再如论《红楼梦》宝黛爱情的悲剧曰：“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叫做‘骨肉还家’，更犯大忌。血缘太近的人结婚，‘其生不蕃’，这本是古代人从经验得出来的结论，一直在民间流传着。本书的作者赋予书中的情节，又岂能例外。”真可谓釜底抽薪之论。所以我们读启先生的文章，总能发现很多令人惊奇之处。

    继承中创新的诗者

    而最能体现兼擅各种学术领域成就的是启先生的诗词创作。虽然启先生的诗名常被书名所掩，但他绝对是当今古典诗词创作的重镇之一。从题材上看，启先生最擅长写的是题画论书诗，以生病或其他坎坷经历为题的、充满自我嘲讽的感怀诗，咏史怀古诗，论诗论词诗，亲友之间的投赠诗，以及充满现实关怀的抒情诗。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文献学及小学的底蕴，深刻的史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充满包括禅学在内的智慧与哲思，对诗书画内在关系的深刻理解，都在这些诗词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他的创作成就及对古典诗词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对传统的深入继承。这又表现在多方面，如古典语汇的丰赡与精美，善于练字酌句，善于点化前人的诗句，用典巧妙妥帖，对仗工稳严谨等。其中最见功力的是那些托物言志诗，因为它必须以丰富的想象力与丰赡的学力为保证。无想象力则不能将诗人内在的情志与外在的景物绾合在一起，达到“言外意内”的统一；无学力则不能借助典故及精美的语言表达出言与意、物与志的神合，故能否写出优秀的借物寓志的寄托之作可视为检验诗人写作水平的试金石。启先生即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如《友人家昙花一盆，盛开速落，因赋长句。时在一九七七年秋》：

    深宵何物幻奇芳，色逊梨花故作香。根蒂几时来异域，声华毕竟藉空王。轻拈迦叶成微笑，一现阎浮识淡妆。籖漏未移英已尽，这般身世太寻常。

    表面看，句句是咏昙花。依次写它于深夜梦幻般地绽出芬芳；它的美色不及梨花，故只能特意地以香味诱人；它产地不同凡响，不知是何时来自异域；它毕竟要借助于佛教的声望才能博得如此的美誉；它借助佛教“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的典故神秘异常；它终于一现人间，让人们见识到它的真容；但生命短暂，夜未央而花已尽；最后感慨它的身世不过如此而已。但深入看，句句又都寄托着深意。启先生于题目中特意标明此诗作于“一九七七年秋”，即透露出其主旨：刺江青也。依次写她神秘地、奇幻般地出现于政治舞台；她资质本不如人，所以只能故作特异；她本非此圈中之人；她之所以声名鹊起、以至如日中天，乃是借助了特殊的地位；她借助特殊的身份博得了特殊的象征价值；她有朝一日终于浮出水面，登上政治舞台，让人们见识到她的真面目；但她只落个“盛开速落”的下场；最后写她的身世不过如此而已，难逃宿命。如此看来，这首诗又绝不是寻常的咏物诗，而是一首典型的托物言志诗。双关寄托的手法运用得何等炉火纯青，遍寻古代名作，也难见如此妙制。而这类作品在启先生集中可以找到很多。

    二是对传统的大力创新。如善于以新事物、新感情、新语言、新韵脚入诗，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幽默诙谐风格的大发展。严格说来，幽默是中国人的弱项，也是中国诗歌的短板。天生幽默诙谐的启先生填补并大力发展了这种风格，使其成为一种鲜明的特色，值得在诗词史上大书特书。如他的《自撰墓志铭》云：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诗中“瘫趋左，派曾右”；“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几句虽然难掩其“少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都抛”的辛酸；“博不精，专不透”“面微圆，皮欠厚”等句难掩其兀傲之情，但全诗皆以诙谐自嘲、超脱旷达的口吻出之，而这种诙谐戏谑又绝不是简单的插科打诨、更不是庸俗的油腔滑调，而是深具品格与智慧的幽默。这类作品在他的诗集中可谓比比皆是。而这首诗三言诗也堪称古今以来最优秀的三言诗，如今它真的已镌刻在启先生的墓盖之上，昭示着他的文化风采。

    总之，启先生在学术、艺术众多领域都取得顶级的成就，在书法领域又成为数百年才能出现的领军人物之一，因此称他为“不世出”的“间世”之才，绝非溢美之词，他的文化价值亦当放眼更加遥远的未来而不被一代所限。

    道德为范的师者

    学术、艺术水平虽是成为文化大师的根本条件，但道德人品却是成为大师的首要前提，这是中国式的文化价值观，“无行文人”在中国永远不能成为文化大师。而道德人品又往往和性情学识、文化修养密切相关，像朱熹、二程一类被东坡批为“不近人情”者，充其量只能成为专门的经师。只有像孔子那样成为“万世师表”，或像东坡那样具有最动人的“情味”，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师。西哲有云：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换言之，每个人的人格都形成于他的文化积淀。启先生是在长期学习与践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中成长起来的人，因而中国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因子早已潜移默化地凝固于他的血脉之中。人们仰慕启先生，乐意奉他为大师，也得益于他的具有这种中国情结的人品性情。无论以旧道德还是新道德来衡量，启先生都近乎完人，都与他的斋号“坚净”相符；热爱他的人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无完人，启功例外”。

    启先生虽因时代和出身的原因，未能居于政治的中心，但他始终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忧时之心。他绝不是一个仅关在书斋里的学者，也不是被捧在象牙塔里的名士，他一生都遵循着“精英”之“士”应弘毅大道的准则。在旧中国，他虽仅为一介布衣书生，但他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如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启先生与台静农、魏建功“悲愤大醉，醉后元白写荒城寒鸦图以寄慨”。到了新中国，他为国家的进步发展而欢欣鼓舞，对存在的问题痛心疾首，而其评价又不失“启式”的风格。如评腐败现象曰：有腐而败者，也有腐而不败者，还有败而不腐者，可谓洞若观火。他为继承弘扬中华文化尽心尽力，作为多届全国政协常委、书协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积极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并多次到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访问以及考察、进行学术交流，堪称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每逢灾害，他经常带头义卖捐资。而最能体现他竭尽全力报效国家与民族的是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他认为别的头衔都是虚名，自己就是一个教师，以至本可列上数十上百头衔的名片上，只写“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几个字，有人开玩笑地说，你在师大干什么？看传达室呀？他这才加上“教授”两字。1991年，当得知师大很多学生生活贫困时，他不顾年迈体弱，赶制100多幅书画作品到香港义卖，将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并且坚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而以陈老校长的书屋“励耘”来命名这笔基金，以此践行尊师重道的传统。启先生虽没有大部头的教育论著，但他为北师大所拟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再次体现了“启氏”的智慧，结合“师范”的特点，高度概括了师范人应具有读书与做人、理论与实践、学与行相结合的修养。而他为北师大毕业生所题的赠言：“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同样具有高度的辩证观和哲理性，可视为对所有毕业生的“毕业训”。

    坚守性情本色的大师

    启先生晚年虽荣衔满身，但他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自称得到这些荣誉不过是“贼星发亮”而已。他淡泊名利，更淡泊钱财，为教育事业及公益事业写字从来分文不收，为企业写字所得也大多捐出。他从不趋炎附势地以皇族自居，更不以爱新觉罗氏炫耀。他称自己只姓“启”，名“功”，当“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徵书同展”时，他以诗婉辞：“闻到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当大家纷纷称赞他博学多闻是因为天资过人时，他却真诚地引用《论语》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因此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居住的小乘巷的南厢房环堵萧然，却幽默地说“室比维摩亦倍饶”，并乐此不疲地在此进行着创作，大有颜渊“一瓢饮，一箪食，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遗风。搬到北师大小红楼后，仍是身居斗室，掀起毡子吃饭，放下毡子写字。凡到过此地的人无不惊叹如此大艺术家和大学者的作品居然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仁者爱人，启先生具有高尚的博爱精神。由于具有一颗本色的平民之心，所以他能以一种平视的态度去爱人，并被人所爱；也能以平民的情感去感知生活和社会，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施舍爱心与同情，故而有高度的亲和力与极好的口碑和人缘。这一点与苏东坡极为相似。东坡尝自称可以上陪玉皇大帝，下陪乞丐，在他眼里，没有一个不好的人。启先生亦如是。他爱自己的亲人，侍母至孝，敬妻如宾，那些纪念妻子、母亲的诗词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为之堕泪。他敬爱师长，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和艺术为己任。他感激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自己的亲友师长，恪守滴水之恩当报以涌泉，并把这种报恩的思想推广到回报社会更多的人。他爱学生，以恩师的“励耘”精神教育他们，以“润物细无声”的爱心培养他们，与他们平等相处。在他名下注册的学生，一旦毕业，他即以朋友相称，而学生们反而更加尊敬这样的老师，以能有这样的老师自豪。他对一天到晚轮番轰炸般的来访者总以礼相待，立迎亲送。对为他服务过的司机、厨师、修理工更加善待。有些人挟“首长”之威向他索字，他可以威武不能屈，但对这些人则有求必应。

    而最与东坡相近的是对待生活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挫折和苦难的态度。他们都是洞悉社会、洞悉历史的大学者，故对人生的荣辱穷达早已看透。既不汲汲于富贵，亦不戚戚于贫贱。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情商，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感，并能以高度的智慧处理好自己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启先生一生遭受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能同东坡一样平静地正视这些苦难，并能以旷达的胸怀，哲人的境界去品尝这些苦难，从中发现和玩味更完整、更深刻的生活之美。他机智、幽默、博雅、多识，我们随手编辑的《启功隽语》就可以当半部《世说新语》读。他的那些自嘲诗能以诙谐的隽语，风趣的调侃，将痛苦埋在心中，把智慧送给读者。诸如“衰荣有恨付刍狗，宠辱无惊希正鹄”，“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立身苦被浮名累，涉世无如本色难”，这样充满哲理的诗句不正是他对百态人生和多样社会最好的诠释吗？而能坚守这种“本色”，不正是他对传统文化价值最好的吸纳和弘扬吗？而这种弘扬不又更提高了他的文化价值，使他在文化星河中依傍着像东坡这样的明星，更加璀璨夺目、永放光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