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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7月15日 星期日

    第一书评

    梳理版本源流 呈现宋本原貌

    ——读《太平广记会校》

    程毅中 《 光明日报 》( 2012年07月15日   05 版)
    《太平广记会校》

    张国风 会校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太平广记》是宋代四部大书之一,收入了许多五代以前的小说和杂史笔记,有很大的文献价值。鲁迅在《破唐人说荟》里特别把它推荐给要读唐代小说的人。浦江清师在《论小说》中指出:“九七八年《太平广记》的结集,可以作为小说史上的分水岭。”可见此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太平广记》成书以后,宋代不止有一个刻本,但久已失踪。现存最早的大体完备的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谈恺所刻的版本。谈恺所根据的钞本已有残缺,他和合作的朋友们一再校补,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明清两代据之翻刻、钞写的本子又有一些校补,但成绩不大,因为校补者能见到的版本有限,可参考的资料不多,加之校勘工作不够严谨,如《四库全书》本就说不清所据的版本为何,书中校改的地方极少,平均也就一卷才有一条考证,还有一部分改错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绍楹校点本,才用到了谈刻的三种印本和野竹斋钞本、陈鳣校宋本、许自昌刻本、黄晟刻本等,做了一次认真的校勘,改正了一些明显错误,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可信、使用方便的新版本。1961年,汪绍楹先生又稍加修订,由中华书局印出了新一版。此后通行了几十年,是海内外学界最常用的版本。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出版社为避免“繁琐校勘”的批评,只要求忠于底本,尽量少作改动,不校异文,某些明显的错误可以径改而不出校记。因而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

        现在张国风先生又从头开始,以谈刻的第三次印本为基础,校以明清各本,幸而又见到了台湾大学所藏的孙潜校宋本和韩国所藏的《太平广记详节》等新资料,以个人的力量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进行仔细的校勘,做成了一个更完善、更精确的《太平广记会校》。这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大的新成就。

        首先,张国风在认真研究了现存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梳理了《太平广记》版本传承的源流。从孙潜校本、陈鳣校本、沈与文野竹斋钞本、《太平广记详节》本和《永乐大典》所引佚文等考证了宋刻本的大致面貌。因而能追本溯源,探索到谈刻本之前的某些变异,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谈刻本所有的局限,部分恢复了宋本的原来面目。

        其次,他对谈本的校订采取了十分严谨的态度,改字、补字一定出校说明,必以已知的宋本为准。

        再次,对于他本的异文可以两通的,也写入校记而不改正文,异文较多的则全文附在篇后。辑录的佚文补在各卷之末,以便继续考证。这就保证了原书的客观可信,避免了校订工作的主观随意性。我以为,对于重要的、问题较多的古籍,校勘体例宁可稍繁而毋缺,还是利大于弊的。

        应该说,这完全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的做法。《太平广记》是一本经典性的大书,虽说它是古代小说家的渊海,但并非一般的读本。不仅是小说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书中还有许多古代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乃至科技史的材料。加以传本已有残缺错讹,情况复杂,在北宋的四部大书中问题最多,需要进行认真全面的研究。版本的考证、文字的校勘、佚文的辑集,是对古籍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因此《太平广记会校》的出版,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感谢的。

        张国风对《太平广记》的研究坚持了二十多年,已经作出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太平广记会校》则是在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总结性的成果。《会校》的工作几经周折,时间拖得很久,但是也有不少幸运的机遇。如在韩国发现的新资料,就对校勘工作很有裨益,使书稿质量有所提高。这正好有助于整理者克服时下流行的浮躁之风。张国凤坚持了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根据新资料在校样上还不断有所加工。读者对《太平广记》的版本源流想要有进一步了解的话,还可以参看他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一书,可能对《会校》的学术价值会得到深切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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