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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的事物有三类，一是外在诸善，如财富、尊荣等；二是灵魂诸善，这就是诸多德性；三是身体诸善，如健康等。这三者都是幸福所需要的，其中又以个体的感觉体验为主，于是主观幸福感成为幸福理论研究的主题。从宏观角度上看，自觉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由经济收入到非财富因素：幸福理论的发展路径
在经济理论中，“工资—闲暇”替代关系意味着不同处境下的人们对收入和闲暇的价值评估是截然不同的。黄希庭先生总结分析，国外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更为幸福。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良好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教育和医疗等。由于财政资源确实与福利有关，人们会预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当达到一定水平时，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经济学家黄有光在《东亚幸福鸿沟》一文中指出，东亚地区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且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人们应该感觉到更幸福才对，事实恰恰相反，出现了“东亚快乐鸿沟”。
我国对幸福的研究要落后于西方，当前研究多数集中在对幸福、幸福感及幸福指数的探讨，在幸福实践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相关研究数据也显示出国人的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非财富因素与文化自觉：幸福理论的深化方向
在保证了经济收入的基础上，幸福感越来越多地与非财富因素关联起来，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时代背景、社会潮流和个体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更多的学者认为，幸福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源于社会存在，与社会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测量人们幸福程度如何的幸福指数，其构成应该囊括引起人们幸福感的客观因素和人们对这些因素的主观感受两个方面。
跨文化心理学家特里安迪斯（Triandis）支持个人主义文化建构概念，“大多数主观幸福的心理模型是根据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研究建构的，但跨文化的幸福感的研究却发现不同文化中存在着差异，未来的幸福感理论框架不仅应该能够解释西方的个人主义，而且也必须解释非西方国家人的幸福感”。为了建构幸福感的社会背景理论，首要的就是理解幸福感的文化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来理解文化的作用。”经济和文化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是近现代社会重点关注的内容。从微观角度来看，文化因素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从宏观角度来看，文化因素还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发展决定着文化发展，文化发展影响着经济发展，而文化素质决定着经济素质。经济的发展是为了实现幸福，“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Paul Holbach）。楼宇烈先生呼吁中国要崛起，必须有文化准备——文化自觉，“文化虽然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文化产生以后，文化就起着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特色。它会起这样一个反作用。为什么？因为在文化里面凝聚了一个地区、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样式，以及它的信仰习俗。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它就会指导这个地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经济怎么发展。”
中国上百年的革命史凝结在崛起的追求上，不仅是追求独立、追求物质生活，很重要的部分是从思想到文化上的崛起。乡土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文化上的崛起——文化自觉，已然成为我们必须重新考量与重视的研究课题。
文化自觉：幸福的文化路径——以广东为例
在我国，不仅经济发展需要文化来支撑，文化产业本身也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一个地区的竞争力，不单是要提高区域经济的增长能力，还应是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协调一致的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文化竞争力的提高，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越来越高。王云涛等学者将广东划分为三个经济发展区域：一级区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二级区域，包括惠州、茂名、湛江、肇庆、江门、汕头、韶关、阳江；三级区域，包括揭阳、云浮、汕尾、河源、清远、梅州、潮州。而从广东文化内部看，按地域、语言、文化的若干差异，可划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粤西文化等次文化区。这些次文化区与区域经济可以基本形成相对应的关系，比如，一级区域对应着广府文化，二级区域对应着粤西文化，三级区域对应着潮汕文化，而客家文化由梅州散开来，基本在这些次文化区都有所体现。这一联系明示出，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的一定内在关联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特定区域文化的阻碍作用。而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推而论之，广东省的幸福追求与建设，更应该是抛弃传统的将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当作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的发展思想，回归文化层面，挖掘自觉意识，才能确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向，在追求正确的幸福建设之路上实现全面的社会发展。
确立幸福指标体系，是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战略，但目前广东省所提出的指标项，多为传统思维下统计数据的异化，并没有深入考虑指标项的主体、客体关系，更没有考虑民众主观的差异性与随意性对指标体系的认识与抗拒。建设幸福广东，应着眼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认识建立体现幸福的主观文化因素，并结合广东文化特色，构建物质、精神、人才、政治、社会、生态、持续性等七方面的文化要素体系，建立符合老百姓实际幸福和期望幸福的指导指标体系。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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