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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峰老寄来了他新写就的《辞书记失》。去年底在上海采访他时，就知道他在总结《辞海》和其他辞书编纂的得失，文章已经陆续写好了一些。84岁，仍志在千里，笔耕不辍，好一个巢峰老！
从新四军的小战士到走上红地毯，获得中国出版人最高荣誉——韬奋奖，事业辉煌与内心恬淡，是巢峰的人生境界。写巢老，起初，我想写他的“辞海春秋”，他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编辑部工作四十载，这一经历是辞海编纂史上的唯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让我改变了初衷。如陈昕所说，当我以巢老人生走过的时代为背景，再去看面前的巢峰，感觉完全不同：巢峰，是中国出版的一个传奇。
——题记
战士巢峰
巢峰14岁时就成了新四军的一名小兵。从此，战士的品格与姿态，铸入了他的人生。
上世纪90年代，巢峰在出版界有了知名度，看他的文章，听他讲话，锋芒犀利，像个军人。当时，他正带领着中国辞书界进行打假批劣的第一战役。
第一战役的序幕，是巢峰拉开的。1992年10月29日，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的闭幕词中，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从他的亲密同仁徐庆凯那里得到材料，针对会上揭露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的严重错误，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词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传？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如果让那些歪风邪气泛滥成灾，通行无阻，什么抄袭有理，差错有理，拼凑有理，那还有什么真理，那还要中国辞书学会干什么？”
此后不久，批评《语言大典》的文章陆续发表，巢峰自己也写了《〈语言大典〉的教训》《刹一刹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兼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王同亿现象”剖析》等批评文章，矛头所向，直指辞书编纂领域沉疴：“王同亿现象”集中反映了我国辞书编纂和出版工作中三股歪风，即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和重复出版风。它们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他批评道：抄袭成风就会败坏学风、文风、党风，使学术界、辞书界、出版界、文化界腐败堕落。这种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这种作风是辞书界、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的大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敌。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铲除这种不正之风，我们的辞书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我们的辞书队伍才不愧为播撒文明种子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2001年，王同亿再次主编了《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又在此书中抽出字条，编了《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继而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出版了《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就此，巢峰写了《辞书编纂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指出此书“是带有腐朽气息的落后文化的代表作”，“用落后文化的思想和知识去坑害年轻的一代”。此文是中国辞书界打假批劣第二战役的重点文章。
一篇篇檄文，充满战斗的激情，保持着战士的姿态。
这战士的本色，巢峰数十年不曾改变。
战士的本色也体现在巢峰的业务工作中。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为赶在新中国40年大庆前出版新版《辞海》，向共和国献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首批《辞海》编纂人员进驻上海陕西南路25弄一处楼房。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一个个涉及编辑指导思想的问题接踵而来。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写？对刘少奇等人物如何评价？对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样涉及？对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作如何评价……主编夏征农派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指导，谁想，二十多天后罗竹风无功而返。
“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时过境迁，说这话时，巢峰已经波澜不惊，但作为听者的我，似乎仍能听到当时的拍岸惊涛。巢峰临危受命，在夏老、罗老的指导下，组织《辞海》编辑部展开讨论，并最终动手起草形成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八条三十九款。这是怎样的一个“意见”啊！其中，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这在1978年末，简直是“大逆不道”。
好友为巢峰捏了一把汗，劝他“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但巢峰此刻已将个人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内心充满着激情：“那天，我和罗竹风拿着‘意见’去夏老家。夏老逐字逐句审定了‘意见’，一锤定音。面对种种担忧，罗竹风说得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老一辈革命者的风范，让巢峰更加坚定。
“意见”在上海既没有得到明确反对，又没有得到明确支持。但在北京，却出现了转机。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看到这份“意见”，当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
看着面前的《出版工作》，巢峰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天下先”之举，敢为者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我们欣慰的是，‘意见’中的认识，与两年后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的判断，是正确的。”巢峰说。
今天，我们翻阅《辞海》编辑工作档案，已找不到当时有关情况的记录。也许，当事人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录下来。但这段历史，不仅写进了《辞海》编纂的历史，也写进了中国当代历史。
学者巢峰
1978年1月下旬，春节前夕，一张请柬送到巢峰手上。自从“文革”开始，这东西巢峰已是久违。
应邀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一踏进小礼堂，满目皆是“文革”中的惊弓之鸟。会议是上海市委召开的理论文艺新闻出版座谈会，中华牌香烟、高级糖果招待着正在走出“文革”阴霾的人们。上海市委书记彭冲、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出席这次会议，议题是组织对“四人帮”的批判。
此时的巢峰，虽还被压在“文革”中被莫须有强加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不是“自由身”，但由于《解放日报》组稿，他终于有了批判“四人帮”的机会。他和同事徐庆凯、宋存组成批判“四人帮”的写作组，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十篇批判文章，引起了来上海检查工作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的关注。就在那次会议上，巢峰成为人才济济的上海市社联经济学会第一召集人。
14岁参加革命的巢峰，小学没毕业，初中只读过三个月，但在上海，显然是被学界认同的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学识，来自长年累月的刻苦自学与实践。
1953年，巢峰在《经济周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实务文章。第二年，他调入华东出版局做财务工作。1958年，没做过一天编辑的巢峰，一下子从上海市出版局调至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主管经济学编辑室。巢峰掉进了知识分子堆里，王亚南、胡寄窗、于光远、许涤新、漆其生、沈志远、陶大镛等，都是他的作者。面对送来给他审阅的王亚南《资本论研究》、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巢峰捧起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并开始频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报告现场，他走进马克思、恩格斯为他铺展开的世界，步履坚定、执著而急促。每审一部书稿，先找一堆参考书，书稿审完，书基本上也看完了。
那个世界太丰富了，巢峰流连忘返。经济学是敏感的，实践给了巢峰敏感的品格，他对现实问题的感觉超过钻故纸堆的所谓学问家。他不迷信书本，在独立思考中不断斩获。几十年间，巢峰写下的经济学论文，累计起来，有数十篇。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厚厚的《政治经济学论稿》，属于巢峰。
在巢峰的论文中，最具批判锋芒与思想光辉的是发表在“文革”结束后的那些文章。“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难能可贵。”陈昕说出的是当时很多人的感觉。
1978年8月21日，《文汇报》整版发表他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吗》，文章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1980年，他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两对吗》再次直面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如同世界本原只有一个（即物质）一样，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只能有一个，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避免天才论、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1981年，他在《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文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绘制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左”倾错误违背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道路。
巢峰在他经济学论文中，论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消费经济学，强调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要以人民生活消费为出发点，消费是所有制的一面镜子。
这些观点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但在三十年前，说出来却是需要勇气与真知灼见的。
做了一辈子编辑的资深学者徐庆凯评价说，巢峰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文章，思想解放，观点鲜明，颇具独创性，而且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有益于拨乱反正，消除“左”的影响。
巢峰是经济学家，是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除此，还有一个更独特的定位，那就是他是在出版领域实践着的经济学家。出版，是他磨砺思想与学术的场所。1983年，中国版协召开第一届理论研讨会。巢峰的《出版物的特殊性》成为中国出版理论研究的先声。之后，他陆续发表了《出版物的价值构成》、《图书市场竞争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等理论文章，在当时这一领域的论争中，巢峰的文章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光辉，丰富着出版理论研究，为中国出版学的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率先提出出版经济学的概念，还确定了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核心命题、主要范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出版经营的科学方法论、图书效益论、市场竞争论。
1997年，巢峰的论文结集为《出版论稿》出版。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阅读后认为，巢峰对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前瞻性、论战性的特色，理论上有独到之处，处处着眼于指导和推动实践，表明着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他评价说：“在十多年来出版理论研究逐渐展开的进程中，巢峰同志是走在前列的。收入《出版论稿》的大部分文章都有重要的主题。现在阅读这些文章有如回顾十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这本文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部分记录。”
2005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出版业的“滞胀现象”》的文章，在中国出版界引发热烈讨论，也把年已七十有六的巢峰再次推到出版研究的前沿。他在文章中提出的中国出版业出现“膨胀性衰退”的命题，一时间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高频词，而且，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负重组织2009年版《辞海》编纂的同时，巢峰理论研究的目光须臾没有离开过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出版业现实。
数十年中，这位来自实践的经济学家，用耕耘的足迹，表达着追求的执著。
出版家巢峰
上海陕西南路25弄三幢楼房里的通明灯火，在巢峰的记忆中从未曾熄灭。那灯火燃在做1979年版《辞海》的日子里。
接到编纂1979年版《辞海》任务到其出版献礼，前后时间不足一年。而参加过《辞海》修订的作者、编者在“文革”中散失颇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完成1300万字、10.65万词条的编纂，史无前例。
“11年没有工作了，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曾经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知识分子，工作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没有休假，连春节都在加班，那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啊！我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烤火的煤炭，我去弄，烧饭的师傅，我去请，还居然请到了原先给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做饭的厨师，菜烧得真是好。从出版系统抽调了许多资深编辑和100个校对等一大批人，热火朝天地干起来……”说着，巢峰似乎回到了从前。
巢峰说，搞大型辞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编《辞海》是大兵团作战，作者以千人计，编者以百人计。为了协调工作，巢峰想出了个主意。在大会场的墙头，搞了一个进度表。那时，几百人，三顿饭，都在大会场吃。“这张进度表大得不得了，把每个学科都列上，标明进度。”看巢峰的手势，那表是一面墙。“这下好了，大家端着碗看进度表，成了一道风景。谁落后了，不用别人说，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巢峰组织大规模出版项目的才能令陈昕十分钦佩：“巢峰先后参与组织和独立组织实施了4次大规模的《辞海》修订工作，是我国唯一一个参与了4版《辞海》修订编辑部领导工作的资深出版人。他提出并坚持主持了《辞海》‘十年一修’，使《辞海》的生命在修订创新中得以延续。1999年版的主体版本配置了彩色插图，在我国大型词典中开风气之先；2009年版《辞海》有了衍生产品阅读器，搭上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平台。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进行了30卷《上海经济区概貌》的编纂。这也是一套系统工程，作者从华东六省集聚而来。”
一本小《新华字典》，“文革”中作为八亿国人辞书的唯一，赠送国礼的仅有，独撑中国辞书的门面，曾是激励中国辞书界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心痛。
1975年，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1979年版《辞海》的诞生，以及《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英汉大词典》等辞书的相继问世，改变了中国当时“大国家，小字典”的窘态。充满喜悦的巢峰，此时陷入了新的纠结。《辞海》修订完成，为此成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何去何从？中国辞书事业如何推进？巢峰思索良苦，寝食难安。
终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个长达22年（1979-2000）的辞书出版选题规划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规划，到1987年，规划中已有《中国成语大辞典》、《哲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大型辞书40种，中型辞书竟列了300余种，小型辞书也有100余种，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几经上下，这一体现了出版人远见与气魄的规划，成为辞书人的共识，成为辞书社的一部“法律”。长远计划，长到22年，绝无仅有。
如今，2000年也已成历史。令人欣慰的是，规划中90%的选题已经出版，其中，11部荣获出版政府最高奖——国家图书奖。在收获的季节，辞书社由“月出一典”、“月出二典”直到“月出四典”，辞书人尽情地享受着创造的喜悦，丰收的快乐。今天，当人们走进辞书社那间不大的会议室，环壁的书柜里，摆满了辞书社出版的书籍。当初的一纸规划，已成为今天的满目琳琅。
在新中国辞书编纂、出版大业中，巢峰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推动者。他在中国辞书学会代会长任内，倡议设立了中国辞书的最高奖——中国辞书奖（第三届起改为国家图书奖的分支奖——国家辞书奖），亲自起草了评奖规则；他将自己主持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建设成辞书学术研究基地，创办了全国唯一定期出版的公益性辞书学研究刊物《辞书研究》。他率先推动辞书出版准入、辞书质量检查制度的建立，推动辞书编辑培训的实施；他用自己的稿费，设立基金，奖励先进，资助辞书公益活动。
在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中，巢峰搏击风浪弄潮，挺立潮头思考，不唯书，不盲从。他的出版理论是出版业实践的总结，而他治社的实践则再现着他理论的思考。他最早提出“图书是商品”，但始终正确把握着将图书的精神属性和社会效益放在出版社建设与工作的首位。他认为，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为治社之本，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者。在他的主持下，上海辞书社在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1978-1995年辞书社总产值增长了16倍，销售总码洋增长16倍，利润增长20倍，人均利润48636元，增长了21倍，国家净资产增长了32倍。他把“辞海精神”融汇到辞书社的社风建设，强调社风建设“养之三年不足，毁之一日有余”。在巢峰社长任上，上海辞书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上海住房的局促曾经在全国有名。辞书社员工享受到的住房福利，为业界艳羡。秦振庭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老人。“我原来的房子，是过街楼，没有卫生间，没有阳台，寒酸啊。那时我就想，如果能拿到有煤卫（煤气、卫生间）、阳台的房子，我的共产主义就到了。”就在那次，秦振庭住上了两室一厅的房子。辞书社分房子，搞福利，让其他单位的员工十分羡慕。此时，员工的心中，不仅有编出优质辞典的自豪，也有对生活美好的满足。而巢峰心里盛得满满的是欣慰：“作为社长，就要让编辑们工作时心无旁骛。”
有一段时间，巢峰同时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两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之职，人民社的出版改革在他任上，也是风生水起。
“又是春风拂面时，昂然老树发新枝。英名岂止登金榜，青史流芳后世师。”刘杲先生为巢老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写下这样的文字。
“读他（巢峰）的文章，更激起我们这一辈人的‘接力’意识。出版事业如高山，前辈们抵达的海拔，正是我们的起点。”这话是陈昕说的。“读”巢峰的人生，结论又何尝不是这样。
数小时的采访，巢峰说的都是工作。曾经，我试探着将话题引向他自己的故事，可话题总被他委婉地岔开。回京去机场时，车先送巢老回家。在巢老家楼下，望着他向电梯间走去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片惆怅。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全国书市上，我与巢老初识，跟着他从会场去驻地，取他送给我的《唐诗鉴赏辞典》，他走得很快，我在后面小跑着相跟，一路看着他的背影。
如今拥有这背影的人垂垂老矣，走路蹒跚。但他仍每天去辞书社上班，在那里，埋头于要他审定的《辞海》词条中，不仅如此，《辞海》中的政治性词条，他是作者之一。他深知，“制作词条的素材都是各个学科科学研究的结晶”，他视自己在其基础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写词条，是“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
他时时记挂着2019年版《辞海》的编纂。“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稍有疏失就可能犯大错误。而《辞海》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今天，他依然坐在火山口上，但巢峰老矣！
他记挂《辞海》作者、编者的接续。为此，他从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等收入和工资中拿出50万，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不能不为他们计”。巢峰这样想。
他记挂《辞海》精神的传承。“我们的编辑出版队伍以作风严谨为荣。一个引文，每个数据，都要逐一核对，每个标点，每个符号，都要认真推敲。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是我们信守的格言，而马虎草率，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行为，则是我们最为鄙视和唾弃的作风。”后来人，都听他讲述过“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
……
蹒跚着，老人还在前行，接续着58年出版工龄和54年的编辑生涯，成就着中国出版的一个传奇。
本报记者 庄 建
他是战士，是学者，还是出版家。他的一生，是“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
本报记者 庄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