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的“酒仙们”

    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的《我在北京人艺》是2009年出版的《我和北京人艺》的姊妹篇。如果说《我和北京人艺》是北京人艺院外人观人艺、叙友情的“客厅”，那么这本《我在北京人艺》就是人艺人自己唠家常、讲故事的“闺房”。全书共分“一生做戏，痴戏一生”、“说不完的人艺，道不尽的交情”、“艺术中的生活，生活中的艺术”、“舞台上粉墨争妍，生活中良师益友”、“北京人艺，我永远的家”五个章节，作者中既有北京人艺表演培训班培训出的优秀人才，如濮存昕、梁冠华等，也有1952年建院初期会聚到北京人艺、如今已离退休的老一辈艺术家，如本文作者朱旭。

    八十老头酒龄七十九载

    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父亲早先在县府做文书，后成为东北军的一名军官。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孩子。1931年，我刚刚满一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全家人不得不随军离开沈阳，孩子太多，母亲照顾不过来，就把我交给了军队的一名老伙夫，我们称呼他为“大师傅”。每到驻地停脚，晚饭后大师傅总要赴牌局消遣，便希望我能尽快入睡。可一岁的孩子离开了亲人，更加爱哭闹。大师傅索性晚饭后，拿起白酒斟一小盅，给我灌下去。喝了酒，我自然沉沉睡去，大师傅就安心地打牌去了。习惯成自然，过了些日子离开了酒，年幼的我还真的睡不着了。就这样，我从一岁和酒结缘，到今天酒龄已经79年。

    来到北京人艺后，更是有幸结识了多位感情颇深的“酒友”。剧院刚成立时，首都剧场尚未建成，我们的演出要到东华门的北京剧场（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剧场门口有个“大酒缸”酒铺，门口摆放着硕大的酒缸，都盖着红漆的盖子。演出结束后，我们那点儿兴奋劲儿尚未散尽，就一起吃夜宵，把酒言欢，山南海北地聊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几十年如一日。当时酒的价格都不贵，红星二锅头才八毛钱一瓶，茅台不过一块三左右一瓶，但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天价啦，因此基本还是喝零打的酒。

    我们喝酒有条铁的纪律，演出前绝不喝酒，就是把琼浆玉液放到面前，也是滴酒不沾，这是作为演员起码的职业道德。我常常告诉年轻演员，爱喝酒就给酒留个好名声。酒喝多了误事或者影响了演出，坏名声全推到酒身上，以后再端起酒杯就有了负担，没了“举杯邀明月”的洒脱，只剩下满心惭愧，酒自然喝不痛快了。

    半个世纪的酒友

    英若诚、于是之、吕齐、张瞳、林连昆、童超、童弟……我们既是同事又是酒友，还一起住在剧院的宿舍里，朝夕相处。“酒友们”的友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一起在首都剧场演出，一起出国巡演，一起生活，回想起来，感动和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

    英若诚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学习了西方的洋派教育，故此兴趣爱好均是中西结合。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加之生性风趣幽默，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英大学问”。我们喜欢到英家做客，他和夫人都非常好客，在他家喝酒吃饭气氛温馨得像家庭聚会，充满欢乐。

    三年困难时期，我和酒友们着实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那时吃喝穿戴全是定量供应，买酒自然也要票。外面卖的只有一种二十多度的露酒。那时，刁光覃是全国政协委员，每个月有一瓶医用酒精的特供。老刁只抽烟不喝酒，我就用自己每月定量的好烟“前门”换他那瓶酒精。

    可这医用的酒精毕竟不是酒，能不能喝，会不会喝出问题？英大学问知道了，给我出了个主意，拿露酒和酒精自己调配。露酒二十多度，医用酒精七十五度，加上适当的白水，就能兑成六十多度的酒，味道和二锅头差不多。按比例兑好，还要捂住瓶口，用力摇一摇，他说这样水分子和酒分子可以更好地融合。我们轮流喝了几口兑好的酒，别提多难喝了，谁也不肯再喝一口。英大学问苦思出的酿酒法就这样被我们一笑置之。

    多年后，我们在英若诚家小聚。此时，各位酒友几乎全部因为身体缘故，被医生三令五申，不许再喝酒，于是之和童弟更是有夫人在旁紧盯，只有我可以喝酒。英若诚家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精致的酒杯，倒上酒，我却有点不忍心喝了：

    “你们都不喝，就看着我一个人喝，是不是有点儿太残忍了？”

    童弟羡慕地说：“我们大家看着你喝也高兴。”

    闻听此言，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的酒友们哪！

    拍摄《清凉寺的钟声》奇遇

    拍摄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时，剧组一行人到了太行山之巅的河南辉县。山路崎岖难行，但我第一次闻到如此清新的空气，吸进肺里竟是甜丝丝的。我和濮存昕住在当地农民堆粮食的仓库里，条件很艰苦，简简单单地支上两张床，由于不能在仓库里生火，屋里冷极了，寒意一阵阵往骨头缝里钻。我们俩想喝点酒取暖，就大老远跑到镇上的合作社，那里卖的最好的酒是泸州二曲。我们买了一瓶，拿回来坐在粮食仓里喝，越喝越头疼。我们以为是天气太冷冻得头疼，就每人吃了两片止疼片接着喝。喝着喝着越来越不舒服，就不敢再喝了。

    到了第二天，剧组里有人告诉我们，那酒肯定是假酒。我俩真是心有余悸，幸亏察觉到异常没有再喝，不然搞不好要喝出毛病来。

    我们的遭遇传到导演谢晋耳朵里，当晚收工后，他把我叫到房里拿出他带来的好酒，还摆着酒菜。谢晋上戏专时是焦菊隐先生的学生，他是个非常认真的导演，我见过他自己那份剧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导演阐述。他喝酒很有意思，他有个小量杯，上面刻着刻度，每次喝多少倒多少，喝够定量就停下。每次和我喝酒的时候，喝够定量他却忍不住要再加一点，没一次按照定量喝。

    一天晚上，酒过三旬，谢晋问我：“焦先生骂过你吗？”

    焦菊隐排戏时非常认真，有时脾气很大，演员没有达到要求或者做得不好，他就会骂人。谢晋这么一问，我仔细想想，焦先生当真没有骂过我。剧院刚成立时，很多演员习惯了固定的表现套路。比如，演老头一定是“按五摇六”，一只手张开摆在小腹上，另一只手摆成“六”放在身后，走起路来还微微发颤。焦先生非常反对这种表演方法。我那时年轻，表演经验很少，所以程式化的表演就少，焦先生对我们年轻人比较宽容，采取的方式多是耐心教导。谢晋听了我的回答后，沉思了一阵。

    我问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谢晋说，他是在寻找一种导演帮助演员提高表演能力的方式。有种说法叫“一个演员一把锁”，他在尝试寻找打开每把演员心锁的钥匙，他知道焦先生排戏的成功率很高，就思考是不是有时严厉一些会收到奇效。我听了很是感动。谢晋在喝酒聊天时还不忘自己身为导演的责任，这种精神也注定他拍摄的电影保持着很高的成功率。

    在《清凉寺的钟声》拍摄期间，我还得出一个喝酒的经验：以后再去比较偏僻的地方拍戏，绝不喝瓶装酒，要喝就买当地零打的酒。后来我去四川拍《变脸》的时候，就用到了这个经验。剧组在一个边远的小镇住下，我去街上很简陋的小门面打酒。有七毛一斤的，九毛一斤的，最高级的卖一块五毛钱一斤，放在坛子里摆在柜台上。

    我去打酒时，老板拿着碗在酒坛表面轻轻一撇叫我先尝尝。我笑着和老板开玩笑说，我懂你们这里的门道。酒的比重比水轻，上面飘着的酒浓度就高，水的比重沉，下面的酒浓度就低。要是来了熟客，店家就拿着酒提拉轻轻打上面的酒，要是来了生客酒提拉就咚地一下抄底喽。前者是酒里有点儿水，后者可就是水里有点儿酒啦！老板听了忍不住笑起来。后来，拍摄《变脸》时，我临场发挥，把这段话用到了台词里。吴天明导演大喜，直说这段词加得好，有生活。

    拉拉杂杂说了些关于酒和我的酒友们的故事。如今，许多老朋友先我而去，每当我端起酒杯，眼前总浮现出我们当年或是把酒言欢、或是借酒浇愁的场景。酒，让我这辈子结识了这么一群至情至性的朋友，此生足矣！（王 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