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中的“政治梦”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梦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思维形式，梦无疑与做梦者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它有时是做梦者的意识活动的延续，有时候又以预兆的形式出现。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一些对梦境的记录和分析，如《周礼·春官·占梦》把梦分成六类：“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王充则在《论衡·纪妖篇》中把梦分成“直梦”与“征兆梦”两大类，都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梦的认识。在如此之多的梦中，能够保存在史书中流传至今的自然是极少数。作为研究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国语》全书中共有六处关于梦的记载，这些梦都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故可称之为“政治梦”。

    在《国语》所载六处梦境中，有两处是被时人提及的前代君王。单襄公是春秋时期在周王室很有影响的卿士，《周语下》记载他在染了重病之后，临死前特意交代自己的儿子单顷公一定要善待因为晋国内乱而来投靠的孙谈之子孙周，因为他“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预言其必将取得晋国政权。为增强说服力，单襄公先是高度评价了孙周的为人与能力，然后又引用了两处梦境：一是春秋稍早时期晋成公（文公之子）出生时，其母梦见天神将墨涂在成公臀部，并说“使有晋国，三而畀騹之孙。”而孙谈正是晋襄公（名驩，成公之兄）之孙。由此看来，孙周父子之有晋国似乎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由天神预定了的。另一处梦境则出自《尚书·大誓》周武王伐纣前的话：“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这是武王以吉梦增强臣属们胜利信心的例子。在单襄公看来，既然武王之梦与其伐纣灭商的结果正相吻合，那么晋成公之母所梦之事也应该会成为现实。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如单襄公根据梦境而预言的那样，在相继经过晋襄公与成公兄弟、景公（成公之子）和厉公（景公之子）三代四位晋侯之后，孙周在单顷公的支持下回国成为晋君，他就是日后使晋国重振霸业的悼公。如果单襄公仅仅以这两处梦境为依据预测孙周能够成为晋君，显然有点过于神奇；事实上，单襄公能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不是由于神灵通过梦兆带来的暗示，更多的是根据他对孙周投奔自己门下作家臣期间的良好表现，以及对当时晋国内外形势的清醒认识，而所谓梦境中的晋成公和周武王的事例只是用来佐证自己论断的道具而已。

    除周武王之梦外，楚国大夫白公子张在与楚灵王谈话的时候也提到商王武丁“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并得到傅说辅佐的事。对这件事，《史记·殷本纪》中有详细记载：“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求贤故事。当然，白公子张谈到此梦也是话里有话：当时的楚灵王荒淫暴虐，白公子张曾多次劝谏，但楚灵王以种种借口拒绝接受，于是白公子张便拿求贤若渴的武丁以“象梦”得到贤臣傅说的故事告诫灵王，即便是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也要朝夕纳谏，“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但楚灵王荒虐成性，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白公子张对灵王的态度非常失望，愤而“杜门不出”（《楚语上》）。不久，灵王便在政变中死去，白公子张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次商周名君之梦外，《国语》中另外四次梦境都是记载春秋时人的。一处是晋成公出生时其母曾梦见天神“规其臀以墨”，并说后代会有名驩者之孙掌握晋国的政权，后来孙周即位为悼公，此梦前文已经提及。第二处梦境的主角是虢公：“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於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於尔门。’”虢公惊醒后赶紧叫来史嚣占卜，史嚣认为是上天派主管刑杀的凶神前来，虢国将非常危险。虢公对这一“不吉利”的解释很不满，不仅把史嚣囚禁，还让国人贺梦。大夫舟之侨听说此事后，认为虢公无道，国家将亡，于是率族人跑到了晋国。六年以后，虢国果然为晋所灭（《晋语二》）。第三处梦是说久病不愈的晋平公梦见“黄熊入于寝门”，韩宣子担心这是厉鬼杀人的前兆，郑国名臣子产则认为黄熊不是厉鬼，其梦与平公之病无直接关系，并建议平公以夏礼祭祀（《晋语八》）。《晋语二》中还有另外一处特殊的梦境：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以献公梦见了太子申生之母齐姜为由，要求申生“必速祠而归福”，使申生陷入企图毒杀父亲的圈套，最终自杀身亡。此后献公“尽逐群公子”，为后来晋国的不断内乱以致国家分裂埋下了祸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这四次梦境中都出现了神灵鬼怪。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神鬼观念还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则说明人们对梦的认识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在时人看来，梦境中出现了神鬼，往往是上天特意安排的一种或祥或凶的征兆，这是人们难以改变的。于是，梦境便与做梦者的政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晋成公之母梦见神灵而其直系后代失去晋国君位，虢公梦神人而虢国亡，平公之疾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据《左传·昭公七年》所载，平公的病后来有所好转，则是他听从了子产的建议按照礼制祭祀而获得的回报。至于骊姬所说献公之梦，不过是骊姬为使其子继承晋国君位而策划的政治阴谋，此梦显系骊姬编造，更可称得上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梦”了。

    弗洛伊德曾指出：“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梦的解析》，丹宁译，3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晁福林先生在对春秋时期的梦与占梦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春秋时人的梦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意志的反映，它多少表达了一些当时社会人们的向往和意念，并且对于当时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些事件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先秦民俗史》，4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从《国语》所载诸梦来看，这些梦境几乎都与当时周天子、列国诸侯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可以视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另外还应该明确一点：《国语》记载的这些具有征兆意味的梦境大都应验，当然不是当事人真的具有先知先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将这些史事进行整理后的结果。这种记载方式也清晰地传达出这样一条重要信息：那些被当作预兆的梦境，结果的好坏与当事人、做梦者本身的“德”密不可分，孙周复霸、虢国灭亡诸事都揭示出这一点。因此梦境往往会被时人用来作为采取某些政治、军事行动的依据，也是后世借以考察他们思想与行动态势的参照物与风向标。（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