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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电影节刚刚过去，上海国际电影节就鸣锣开鼓。电影节在世界电影版图中扮演着越来越活跃、关键的角色，成为一个汇聚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集合体。而世界电影节林林总总，如何取得影响力，定位与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
各具特色 成为当地文化事件
每年，当戛纳的红地毯被卷起后，六月卡洛维发利电影节开幕。之后，八月在洛迦诺，九月初在威尼斯，九月中旬在圣塞巴斯蒂安，次年二月在柏林，五月轮回至戛纳……电影节成为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戛纳似乎建立了当代电影节的模式：既拥有商业上的最高利润——在电影节的带动下，7万人口的戛纳小城成了世界上最富饶的城市之一，创造的直接和间接经济价值高达9亿欧元；同时以“国际化的电影展映平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电影节，被称为“电影节之王”。
戛纳电影节不是作为一个特别的欧洲区域而是作为一个跨国交流的空间存在的，它甚至对法国本土电影是否能够折桂也没有承诺。不过，戛纳并非所有欧洲电影节的提喻，如柏林电影节致力于展示德国的新电影人才并首创“世界电影基金”为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及中亚的电影人给予制作或发行支持，综合了国际角色和地区角色的双重特性；卡洛维发利电影节因具有欧洲中部的地理优势，因此具有一种戛纳电影节永远不会有的地域渗透性；设在林茨的“跨越欧洲电影节”主要鼓励作品不能够登上A级电影节舞台的年轻导演的作品。还有许多小电影节单纯聚焦于某些特殊类型的电影，如比利时蒙斯的“国际爱情电影节”、捷克布拉格的“国际人权纪录片电影节”、德国奥伯豪森的“国际短片电影节”。尽管同处在一个全球化语境下，这些电影节都聚焦于区域身份，以使个体声音能被听到。
搭建世界文化对话的舞台
欧洲电影节的角色与定位，也有对抗好莱坞的一面。好莱坞在电影世界里的突出地位可谓一战产物，它从欧洲手中夺走了主导世界电影的角色，从此再也没有交出。百年来，好莱坞培育了全世界的观众以及商业模式。戛纳电影节则搭建了好莱坞电影和其他世界电影之间的文化对话，使得电影文化中心（好莱坞）与其他国家电影可以并行。一方面，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方每年都与戛纳电影节组织方小心翼翼地谈判和协商，电影节组织方每年也会心存感激地接受好莱坞带来的全球曝光率——比如虽然好莱坞大片有时只展映不角逐，但巨幅海报、大牌明星总会成为公众焦点；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和维护公信力，戛纳电影节会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作为世界电影天堂的好名声，以2006年为例，它把严厉的批评给了展映的好莱坞大片《达·芬奇密码》，把金棕榈大奖给了欧洲导演肯·洛奇的严肃电影《风吹稻浪》。
在21世纪世界电影的变革中，欧洲电影节尤其是三大国际电影节以鲜明的角色定位，树立了其在好莱坞电影与世界电影之间的对话机制，挖掘优秀艺术电影，通过向好莱坞霸权发动一致的、连贯的挑战，从而成为世界电影艺术的殿堂，甚至一大批今日已成经典的美国电影都是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首次授勋，如《低俗小说》、《现代启示录》等。
中国电影节缺乏国际影响力
反观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由于历史尚短以及定位不明，还未形成足够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北京国际电影节不设奖项，所以失去了竞赛角力的热度和关注度。但很难想象一个欠缺电影文化的电影节可以获得巨大影响力。其次，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软服务需要大力改善，在世界有影响的电影节上，免费领取的电影节排片表都是精致、周到的厚厚手册，按照时间、导演、国别分别排列组合，非常方便不同角度和口味的观众的信息索取。而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仅没有这样的观影指南，即使对参加电影节的几家商业院线的极少场次放映的外国影片也不提供任何信息,很多影片在网上也查不到任何信息，甚至还出现有些片子直到去了影院才被告知放不出来的情况。而恰恰是这些参加展映的电影，是了解一些国家历史文化的好途径，如塞尔维亚的《巴尔干半岛雨的气味》和西班牙的《17小时》。
2012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它的单元设置显示出一种一网打尽的恢弘气势：“向大师致敬”、“地球村”、“经典再现”、“聚焦中国”、“触摸3D”、手机电影节、“微电影”评选、国际学生短片大赛、纪录片展映等等，以至无法清晰辨别它的特色。是立足亚太还是放眼全球？是挖掘好莱坞之外的优秀艺术电影还是本着世界电影的前瞻性与新趋势？是扶植新人还是塑造经典？粗略回顾，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让人印象深刻、引发后续效应的着实不多。都说戛纳偏好艺术性、柏林重于政治性，无论如何它们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美国圣丹斯电影节更是专心致力于独立电影而成为一代独立电影“宗师”。即使在亚洲范围，韩国釜山电影节也以其明确的国际化态势而迅速攀升，东京国际电影节长年向着严肃的艺术趣味积淀。
外在的壮观和热闹，并不等于内在的饱满和结实，中国电影节也需要更多地寻找自身特色。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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