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发生的事情,着实让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按捺不住高兴。80岁上,他又去了良渚。“过去把良渚文化划为龙山文化的一个地区,认为它比龙山落后,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严教授说,近一两年,先后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城墙、内城,在城北,发现了5公里长的土垣。“刚开始,简直不敢相信,那怎么会是良渚时期的?结果一测横剖面,与良渚的年代一样。在发掘的古村落南面,发现了稻田、石犁、牛脚印、人脚印,水渠里发现了独木舟。在城旁,有两三万斤被烧成炭的稻米……这一切,传递着久远的信息,可能那里是宫殿区的粮库,发生了火灾;中心聚落有这样的规模,没有政权、国家,能做成如此规模吗?”
似乎,搞了一辈子考古的严文明有些“先知先觉”,他在10年前就高度肯定了良渚文化的历史地位:“那时,这些发现都还没有,依据的是良渚墓群中发现的大量玉器,总量超过全国同时期的总量,精度也无可比拟。我的判断是,既然有这样的墓地,一定会有与之相称的城。”《中华文明史》中“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严文明的说法,写进去的时间是2005年。
《中华文明史》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主持的一项重大科研课题,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任第一主编,与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等4人各负责一卷,36位人文学科教授参与其中。“历史的开头,完全靠考古来建立。那六年很累,但很愉快。学术组织方式,给人印象深刻。”严文明说的是他任《中华文明史》第一卷主编的那段日子。第一章“文明的曙光”由严文明撰写。
在《中华文明史》的撰写中,北大国学研究院又一次凸显了多学科融合开展重大科研攻关的优势。
北大国学研究院教授群体,国学勃兴的缩影。
“沉潜下来,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1992年1月6日,是袁行霈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随即筹办《国学研究》。袁行霈在发刊词中写道:“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实生活。因此,有识之士莫不疾呼弘扬我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辅助现代化事业——这实在是远见卓识。”说出这番话来,在当时,正如著名学者季羡林所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眼光的”。
国学,走来了。
2000年,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更名为“国学研究院”,正式把“国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称号。
国学研究在北大是有传统的。先有1922年1月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成立,后有胡适创办《国学季刊》。“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时任校长蔡元培仿效西方大学设立国学门的初衷。国学门兼有学术研究、培养文科高等学术人才与联络专业学会的功能。
上个世纪90年代,当北大学人在久违之后率先重启国学研究时,遭遇了不少质疑,其中,不乏“复古倒退”的指责,即便在欢迎声中也常伴有种种担心。
曾几何时,“国学”忽然变热。拿它做寻求财富“敲门砖”的有之,以它作为装点门面的时髦者有之。
但在北大国学研究院诸位教授看来,“国学”研究始终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管它在社会上的际遇冷也好,热也罢,教授们一贯秉持学者的态度,从容淡定,自觉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研究国学和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样,不可追求热闹,要耐得住、坐冷板凳。”“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袁行霈语)教授们主张的国学研究与任何以国学的名义谋求功利泾渭分明。
20年一路走来,国学研究院的步履愈发坚定。20年辛勤耕耘,贡献给社会的“切实的成果”竟是这般丰硕:
在国内外产生影响的《国学研究》已出版29卷,其形洋洋大观,其涵无可计量;100集“中华文化讲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门的坚实一步,在北美华人中颇得佳评;150集《中华文明之光》,开“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先河,其衍生的普及读物《中华文明之光》及彩图本儿童读物《中华文明大视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四卷本《中华文明史》展示了当代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随着英译本的出版和日译本即将于2015年的出版,当代中国学人学术研究的鸿篇巨制将呈现在世界学人与读者面前;《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文化的馈赠》、《国学研究丛刊》等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使北大的学术成果成为更多学人分享的财富;汇聚了北大文、史、哲、考古等领域学者的《新编新注十三经》,正在编纂之中……
1998年国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位汉学家躬逢其盛。听到“汉学研究还是在中国,特别是在北大”这样清晰的话语从国外同行口中说出,中国学人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更要提到的是开始于2002年的博士生培养,在田余庆、袁行霈、严文明、楼宇烈等诸位导师的指导下,已有数十位毕业生走上学术研究岗位,他们中有的已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
学问不做一字空
“赵为民教授把每一篇论文的题目写在一块黑板上,密密麻麻,几十篇。我们一篇一篇地讨论了整整一天。”袁行霈的思绪回到了《国学研究》创办最初的日子——1992年6月21日。
那是《国学研究》第一卷论文的终审会。参加会议的人在国学研究领域耳熟能详:主编袁行霈,编委王天有、吴同瑞、祝总斌、陈来、孙静、邹衡、蒋绍愚、楼宇烈、严文明,秘书赵为民。此前,全部来稿已经编委及校内外专家至少二人审阅。
次年5月,《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座谈会因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侯仁之、林庚、王永兴、宿白、张世英、陈贻焮、杨辛、叶朗、安平秋等教授的到来颇显“豪华”。会上,袁行霈从新加坡寄来书面发言直抒胸臆:我们在决定编辑《国学研究》的时候,曾经发了一个宏愿,就是要使这份刊物反映出北大的学术水平。我们兢兢业业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结果如何,要请读者评判。
结果,学术大家们给《国学研究》打了高分。学界的评价同样让人兴奋:“这是我国当代国学研究方面高层次、高水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第一等的学术。”海外一些著名学者指出,《国学研究》是一本学术严谨、内容丰富、品位高、有特色的学术刊物。并预言,《国学研究》有希望成为在国内外具有权威性的学刊。
20年中,《国学研究》的每一卷都在学者们认真的评审中诞生。为了学术的纯粹与尊严,编辑部始终坚守质量第一,选稿标准只有两字:深与新。即使是著名学者的论文,在这里也有过退改或退稿的遭遇,学者们也会遵照编委会的要求,反复修改或接受退稿。编委们“常常于心不安,却能得到赐稿者们的谅解。”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同瑞说。
这就是《国学研究》编者与作者之间的默契。20年中,《国学研究》共发表了488篇论文,数百名国学研究者将他们的心血之作送到编辑部,老中青三代学者在其中结出了学术硕果。有学者评价说,《国学研究》“所发文章质量之高、编校之精,一直为中外学界所推崇。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她已经是传统文化研究者心中的一方圣地”。
国学研究院现下正在做的项目《新编新注十三经》,由袁行霈提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多个源头清理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广泛地吸取其中的精华。 基于以上的学术理念,我倡议对《十三经》重新编选和校注。计划中的《新编新注十三经》收入以下13种典籍:《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这是一个新颖而令人振奋的计划。
《新编新注十三经》的探索,与袁行霈在《国学研究》发刊辞中提出的学术理念一脉相承。发刊辞说:“显而易见,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当限于儒家,所谓‘国学’并不等于‘儒学’,现在早已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了!我们应当更广泛地吸取各家之精华,以更广阔的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这正是《新编新注十三经》努力的方向。”《新编新注十三经》仿佛一把钥匙,试图打开当代国学研究的新局面。
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文、史、哲各院系一些学者的认同。从2008年8月开始,召开多次论证会,对全书的编纂体例、写作格式,以及每部书的底本、校本、校注原则、研究思路以及工作进度反复讨论,形成了包括《凡例》、《书写排印格式》在内的书面报告共15种。
第三次论证会上,承担《尚书》校注的北大历史系副教授何晋提交了《〈新编新注十三经·尚书〉课题论证》的初稿。在近万字的论证报告中,他详细地梳理了《尚书》的版本源流,并细致介绍了《尚书》版本的留存情况,在比较了十行本、八行本等版本优劣的基础上,提出拟选择皕忍堂唐石经《尚书》本作为校注底本。
这一提议引起了项目组一些学者的质疑:南宋越州刻八行本《尚书正义》乃是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其版刻精善,远胜阮元所据十行本，近年来随着《中华再造善本》的影印而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目前的一些大型古籍整理工程也多选其作为底本，《新编新注十三经》既然要精择底本，是否可以考虑八行本。而且皕忍堂本唐石经中有不少字系双线勾勒补足，其实是一个残损的本子，选本还需要审慎考虑。
半年后，何晋提交了《〈尚书〉底本选用论证补充报告——唐石经与宋八行本〈尚书〉经文比较》。原来他利用寒假，将宋八行本《尚书》的经文与唐石经本作了通篇对校，并参照相台本、十行本、明北监本、毛本、敦煌所出唐钞本、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岩崎本，列出了细致的对勘表，一一比对。在报告里，何晋从文献传承及版刻源流、内容完整及增补多少、版本对勘及文字优劣三个角度细致地比较了两个版本《尚书》的优劣，提出仍拟采用唐石经本作为底本。
何晋的细致考证得到了专家们高度赞赏，但仍希望他在校注过程中继续比较两本优劣，在校注初稿完成之后最后确定。
《尚书》选本如此，其他经典的选本工作亦不例外。教授们以水磨功夫做国学之学问，由此可见一斑。
承担《新编新注十三经》项目的袁行霈、楼宇烈、孙钦善、张文儒、董洪利、王博等13位学者，均为此学科领域卓有成就的名家，但做项目时却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十分严谨。
中文系副教授邵永海承担了《韩非子》的校注，尽管长期从事古代汉语研究，对《韩非子》的研究已有10余年积累，他仍制定了细致的工作方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穷尽性的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编写《韩非子版本比勘》、《韩非子汇校》、《韩非子集注》；以清代吴鼒本为工作底本，首先与道藏本比较，在最大程度上恢复乾道本（吴鼒本之祖本）旧貌，然后逐次探讨明清以来版本异同，考证其演化过程，合理取舍；并从语言文字角度分析《韩非子》的特征，梳理统计用字情况，编制《韩非子字表》，详细标明各种版本的用字信息，如异体、书体、通假、字频、字量等。同时，编纂《韩非子词典》，深入分析《韩非子》的词汇特征，注意从这些角度考察《韩非子》55篇的异同情况，由此对各篇的辨伪提供新的佐证。这既遵循了传统的古籍整理原则，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当前古代汉语研究的新方法，为新校注的《韩非子》在正字、训诂两方面取得新突破奠定了基础。
至2010年12月，《新编新注十三经》论证会已开过25次，参与论证的均为该领域知名学者。见证了这一切的北大哲学系博士后程苏东感慨：“精选底本，广择校本，文献整理扎实、厚重，且认真吸收了近年来对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使得版本校勘成为《新编新注十三经》贡献于学术界的首要成果。”
大学者眼中天大的“雕虫”之事
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央视正在播出《中华文明之光》中先生讲述的《王安石》。邓先生的女儿邓小南说：“这是对老先生最好的纪念。”
《中华文明之光》是国学研究院与中央电视台联手拍摄的大型电视片，在央视一、四套节目播了4年。她是世纪之交，中国学人带给国人与世界一份丰厚的文化馈赠。
十几年后，重温这部每集半小时共150集的电视系列片，我们难抑心潮。
讲述《王安石》的邓广铭先生，讲述《诸葛亮》的周一良先生，讲述《屈原和他的时代》的金开诚先生，讲述《韩愈》的倪其心先生，讲述《昆曲》、《京剧》的林焘先生，讲述《李白》的孟二冬先生……把音容笑貌留在电视片中，先后离我们远去。一集集凝聚一生治学心得的讲述，竟成绝唱。
看着电视片，我们怎会忘记季羡林先生风趣的话语：“要承担这个讲座，我是亦喜亦忧的。喜的是人文科学受到重视，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与大众交流，为社会服务；忧的是我们这些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的人，如今则要来当一回演员，这不免感到一些为难。”喜忧间，我们读出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先生心中的份量。
看着电视片，脑中清晰地浮现出邓广铭先生的故事：这位著名的学者，为了明白晓畅地讲好王安石，不顾年迈体弱，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讲稿，将两万字浓缩成数千字。看到耄耋老父如此辛苦，也是历史学家的女儿要代他动笔。谁知，先生竟认真起来：你代写一个字，就不是我的作品了！一代耆宿对读者的拳拳之心与治学风采，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讲述中定格。
这部电视片拍摄历时6年，其间，大大小小的研讨会就开了200余次，仅研究确定第一讲的内容，就开了4次会。在央视大型文化节目拍摄历史中，这部电视片创造了三个之最和两个最少：中国电视史上最大的一部传统文化学术系列片；参加的学者最多、论证次数最多、最经得起推敲的一部电视片；在海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部电视片；投入最少、专家报酬最少的一部电视片。
《中华文明之光》在央视播出，覆盖了全国和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视和北大收到了大量来函来电。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九十多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打电话到央视:“这套节目格调高雅，深入浅出，是近年来难得多见的好片子。”一些老干部认为:“北大与央视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这种把口号变为行动的务实精神，认真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态度，很值得提倡。”海外华人称，这套节目为华裔后代了解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开启了一扇宏大之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写贺信鼓励：“你们利用现代化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了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了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在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的国学研究院，著名学者王力书斋斋名中的“龙虫并雕”是高频词。国学研究院甫一建立，即把“雕龙”的学术提高与“雕虫”的学术普及作为两翼推进，编著《国学研究》和《国学研究丛刊》是工作的基础，也是学者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把学术研究成果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1993年，国学研究院与美国南海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中华文化讲座》在北大校内首播，知音广泛：“无论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还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热忱，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和洗涤。”
在教授们的推动下，“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一百多个学生社团联合发起举办“国学月”活动。读书会、报告会、展览会、讲演会……既红红火火，又扎扎实实。
当年参加的一次学术报告会，让记者记忆至今。那天，原定在北大电教阶梯教室举办的“国学研究讲座”因参加人太多，临时改在能容纳千人的大讲堂举行。讲台上坐着季羡林、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阴法鲁，5位白发如霜的大学者。会场上连个会标也没有，简朴之极。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苦心孤诣数十年的大学者们对“国学”的见解精辟而深刻。从国学丰富的内涵讲到国学研究的再度中兴，从自己的见解谈到民族的历史责任，各抒己见。之后，学生们的一张张条子，递向讲台。“中西文化的异同”、“国学研究如何中兴”、“国学研究的文化氛围”……问题一个又一个。那次，邓广铭先生说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个信心：中华民族的前途光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我们要以战略眼光来看国学研究，做这一领域的中流砥柱。”台上已届耄耋之年的老师们与台下的莘莘学子，年龄隔了不止一代，话题却是一个——国学，愿望也是相同的——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在这忘年的问与答之中，展示了一个久违的文化景观：在国学的旗帜下，在国学大家们的身后，正跟上来一代虎虎有生气的学子。
一位同学说得好：“在经商、选美、炒股轮番轰炸之后，我们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能融入自身素质中的东西，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亲切感。”当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袭来，人们看到，北大学生以“时代需要爱心”为信条，自发组织了“爱心社”，把关怀与温暖送给需要帮助的师生。当选美在社会上甚嚣尘上之时，北大女生却郑重地发表宣言，拒绝参加选美。北大学生带头开展“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的“修身”活动。
当年的学生，如今已经步入中年，当年的熏陶，会为他们的人生涂上多么坚实的底色。
“每一个人都在奉献”
20年了，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没有固定编制的国学研究院，充分整合北大人文社科学术资源，办成了一桩桩令人瞩目的实事、大事。可直到如今，却仍然在借来的北大一院二楼上3间小屋办公。经常在这里工作的人全是兼职。
虚体办实事，其中的艰辛，国学研究院的同仁们从未对他人提起。“曾经有一度，我们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没钱还要办事，办大事，难处可想而知。采访中，蒋绍愚临时离开，吴同瑞告诉我：“蒋先生是国学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我们给的补贴少得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就这样，蒋先生还是坚持只收下一半，退回来的钱，我们用来补贴了困难学生。”
袁行霈这几天为一件事心里不好受。那天，秘书耿琴跟他说起，早期做过国学研究院秘书的孟二冬，生前有次见她给作者寄稿费，顺口说：“现在好了，不用自己掏腰包付邮费了。”耿琴这才知道，丈夫孟二冬做秘书时，给作者寄稿费是自己贴邮费的。听到这段往事，袁行霈心疼啊。孟二冬是他的学生，当年，《国学研究》编辑部与作者间关于稿件的具体事务都由孟二冬操办,包括为保证稿件质量得罪人。一个下雪天，孟二冬辗转乘公交车去退一位名家的稿件，名家生气了,让孟二冬站着说明。孟二冬总保持着对作者的恭敬，感动了作者。一段时间后,这位名家专程送来优质的稿件,让编辑部的同事们很感动。
耿琴接替丈夫做秘书已经17年了。“国学研究院最辛苦的就是赵为民、程郁缀、何淑云、朱邦芳和耿琴等秘书。”院长袁行霈说，常务副院长吴同瑞也这样说。10多年来，国学研究院为拍摄《中华文明之光》、编著《国学研究》等开的会恐怕要上百次，他们既是秘书，也是服务员，任劳任怨，默默奉献。那年开“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耿琴每天在班上忙完北大社科处一摊子工作，还要抱着一大摞信件回家去整理。“那时没有互联网，从开始通知到最终落实参会，来来往往的信件，270多位学者，每个人至少要发六轮信。”耿琴淡淡地说。
“孟二冬刚去世的那阵儿，我每天含着泪做事，还是挺了过来。国学研究院至今连个临时工都没有，吴同瑞先生是袁行霈院长坚强的翅膀，秘书处每一个人都在无私地奉献。”耿琴说着她的看法。
国学研究院首届博士生曹胜高，如今已是东北师大的教授。毕业那天，面对为培养自己和同学呕心沥血的导师，他坦露心怀：做学问就要做天下的学问，做学者就要做天下的学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也要有博通中外古今的视野，更要将传承学问作为一种自觉的责任追求；跨学科研究是打开学术研究大门最有效的钥匙；要养成人品与学问双修的习惯，保持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不卑不亢的学术品格，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曹胜高这些收获，岂仅仅来自课堂？
也是那天，学生们记住了导师田余庆的勉励：做学问注重功底，明白贵有源头活水和学海无涯的道理。记住了导师严文明“治学要博而约，要敢于在学术前沿拼搏”的鼓励，也在心中背熟了袁行霈先生赠予的一幅集联 “文章辉五色，心迹喜双清” （李白和杜甫的两句诗）。导师们说的，何尝不是他们自己平日里做的？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而且还抱无限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90年前,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这样说。
20年前,袁行霈在《国学研究》发刊词中说：“近半个世纪，‘国学’这个词虽然罕用了，但仍有许多国学研究者在辛勤地耕耘着。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因为有了日趋良好的生态环境，国学研究遂亦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正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一样。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国人民也会更加珍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取对他们有用的精华，以丰富自己。”
心中的希望，笔下的愿景，如今，正在中华大地上展现。
本报记者 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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