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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印青， 1954年5月4日出生于南京。著名作曲家，总政歌舞团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八、九届全委，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原总政歌舞团团长。
代表作有歌曲《走进新时代》《西部放歌》《天路》《江山》《当兵的历史》《在灿烂阳光下》《不要问为什么》《边关军魂》《世纪春雨》《桃花谣》《芦花》《望月》《走向复兴》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创作的歌剧《党的女儿》（合作）舞剧音乐《妈祖》及《新四军》《最后的骑兵》《海天之恋》《一言为定》《村官普发兴》等影视音乐作品也广受好评。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作品金奖、中国金唱片创作奖等全国、全军各类奖项三百余件，多次在国家、军队各类重大文艺活动中担任音乐总监和艺术总监。
曾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五次；被评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解放军总政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全军英模大会代表、全军文化艺术工作先进个人。
印青这个老团长当得真奇怪。
手下一群兵，从不装备武器弹药；也没个固定阵地，东走西闯，哪里需要哪里去；更奇怪的是，他们之中，军衔比印青高，名气比印青大，待遇比印青好的，大有人在。
你可别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只要一上“阵地”，他们一呼百应，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问：“这究竟是哪支队伍？”
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
总政歌舞团明星大腕扎成堆、挤成串。随便数数——李双江、彭丽媛、克里木、阎维文、毛阿敏、蔡国庆、谭晶、王宏伟……他们一下部队，一亮嗓子，战士们山呼海啸，群情沸腾。
而印青，既不能歌，也不善舞，团长的位子凭什么轮上他？
唱的总比说的好听。你瞧——电视里正在播张也唱《走进新时代》，接着是韩红唱《天路》，王宏伟唱《西部放歌》，宋祖英唱《望月》，别以为是“歌声飘过三十年”，看字幕，原来是“印青作品音乐会”，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作曲者都是同一人——印青。
人家说，一辈子能作一首好歌已经不容易了，印青却是作了“一手”的好歌。就凭这，做团长，他当之无愧。
《走进新时代》一夜谱成
印青是个大忙人，白天脚不点地，夜里烟不离手。整天围着排练工作、演出筹备、行政事务团团转，熬到10点终于回家，定定神，又要开始谱曲。
坊间传说，《走进新时代》他一夜谱成。张也拿去唱，一曲成名天下知。
一夜成曲的例子在音乐界并不稀罕。传说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写著名的《塞维丽亚理发师》序曲，就是剧院方面在开演前几小时把他锁进化妆间逼出来的。印青写《走进新时代》，也有那么点意思。
1997年8月，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中央电视台打算录制为会议营造气氛的歌曲，就把《走进新时代》的歌词传给了当时还在前线歌舞团担任副团长的印青。
“我一看到歌词，就热血沸腾了，特别是歌词里的两句话‘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让我想起在老百姓家看过的一副对联——‘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邓小平让我们富起来’，很直接，很真挚。”
几乎是一气呵成，当晚印青就把曲子谱出来了。写了两稿，一稿雄壮，听起来像进行曲；一稿更抒情些。第二天，印青带着两份手稿向前线歌舞团团长、政委等人征求意见。大家听完两稿，说“都挺好”，然后各自回办公室。谁知，印青听到办公室王主任在走廊里哼了起来，一听，是第二稿。印青大喜：“成了，就是它了！”
《走进新时代》由张也首唱。张也没唱过这样的歌，进了录音棚，“第一次唱比较紧张，她想唱得气派，唱得豪迈，”印青说：“你千万别这样，温柔点，好像对一个朋友说话。”“我的初衷是平和、平等，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感觉。”
就这样，一曲《走进新时代》，唱红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当时，央视给印青的作曲稿酬是2000元。有人替他抱不平：“印老师，您太亏了！”言下之意，演员唱这歌可挣了大钱。
印青却心平气和：“这也很正常，因为演员是一线的，观众看的是演员，而且演员有二次创作，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所以我很看重演员，我不可能拿着话筒到处去唱，人家想听的是张也的歌声。”
为什么最终是韩红让《天路》传遍了中国？
一曲成就一个人，这样的例子同样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因此，有人把印青看成是点石成金的圣手。
“谢天谢地，你来啦！”只要印青愿意出山，歌手们心里立即冒出一句小崔的台词儿。
“我一般都是量身定做。”印青根据每个歌手的特点、个性、声线、形象创作不同的歌曲。
“比如，我给宋祖英写的歌比较温婉、抒情。她唱的《辣妹子》《好日子》《大地飞歌》轰轰烈烈、风风火火，这样的歌有人给她写。但是，我发现宋祖英的血液里流淌着南方的东西，柔软、善良、唯美，所以我给她写《望月》，我说：‘我在写你的另一面。’”
而王宏伟在印青看来是挺拔的、高昂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的歌不能太花哨，要质朴，但他声线高，所以又要高亢。”于是就有了《西部放歌》。
唯一例外的是韩红的成名曲——《天路》。
“《天路》最早是巴桑唱的，西藏军区一个特别好的歌手，声音清亮、圣洁，唱得确实好，在全军汇演中拿过金奖。”
2001年总政“八一晚会”，部队领导对印青和词作者屈塬说：“给巴桑写首歌吧。”
写什么呢？
一位领导拿着一张报纸，指着标题“青藏铁路动工”说：“就写这个题材。”
“一开始完全找不到方向，天马行空乱想了一通，最后决定从一个西藏小女孩的视角——‘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作为切入口。
歌写完了，很快就在建设工地上流传起来，在藏区百姓当中口口相传。藏区唱的大多都是‘巴桑版’，现在青藏铁路列车上放的也是她的版本。”
为什么最终是韩红让《天路》传遍了中国？
印青说：“第一是春晚的舞台，韩红为了争取唱这首歌，一天能打8个电话。当时，春晚先把歌曲定了，谁来唱呢？候选人有巴桑、索朗旺姆、才旦卓玛、谭晶……韩红的确很努力，她说：‘印老师，我录了一版，您听听。’她还讲到她的奶奶特别喜欢这首歌，当时老人家得了重病，每天让韩红为她唱一遍，还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春晚上听孙女唱《天路》。”
印青为韩红的至诚感动，韩红也的确不孚众望，“‘巴桑版’很圣洁，有如天籁，但它离观众远；韩红的唱法和观众近，很落地，老百姓就会喜欢。”
在国外，印青也常常听到有人唱《天路》。
一次，印青去朝鲜访问，金日成大学的翻译说：“我们学校搞唱歌比赛，20个人中有10个人唱《天路》。”
一位西方国家的文化参赞对他说，听了《天路》，突然发现“中国人的情怀还是很美好的”。以前，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很世俗的，或者带有一种神秘感。“我觉得，我们更需要的，是传递一种开放、坦荡、朴实、美好的情怀，而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这才是大国的姿态。”印青说。
两脚踹出《边关军魂》
一枚锃亮的130加榴弹弹壳立在门边，093潜艇模型、东风21号导弹模型、歼10战斗机模型、神舟飞船模型，还有一艘海军送来的航母模型——“印青号”，你几乎怀疑自己到了一个军事专家的办公室，而不是艺术家印青的工作室。这四周的布置，强烈地暗示你：印青是作曲家，更是一名军人。
“一个人看自己的作品，会觉得像打碎的太阳，片片闪金光，但我一生中最珍爱的是《边关军魂》。”在1000多首创作歌曲中，印青对《边关军魂》情有独钟，“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和词作者抱头痛哭，完全不能自已”。
那是1991年，总政拍了一部12集电视纪录片《边关军魂》，描述东西南北各个边防哨所战士们的戍边生活。纪录片需要主题曲，于是就找来印青和军旅诗人贺东久，两人搭档创作。
“我们说‘想看片子’，剧组就把片子拿来，我和老久花了10个小时，一口气看完。”印青当过通信兵，贺东久也是炮兵出身，两人都清楚部队的状况。影片拍得很感人，“也让我心酸，战士们太辛苦了！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十几二十岁，正是青春蓬勃的年纪……相比城市里生活优越的年轻人，人家也是孩子啊！”
印青和老久开始闲聊，谈起各自当兵的岁月，找创作灵感。
1971年，印青入伍，17岁的瘦麻秆“文艺青年”，谁也瞧不上，被连队里各班长当皮球踢。
“后来被分到三排七班，政工干部觉得多了一个文艺骨干挺好，但连长、副连长这些军事干部都不太喜欢我。”
印青的处境比“许三多”好不到哪里去，“我去的是通信营架线连，当时部队班、排、连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比训练成绩，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我们架线连还比通信专业项目，一拐野战电话线500米，放出去收回来6分钟。”
投弹训练别人一投50米，印青一投30米，“训练成绩跟不上，头都抬不起来。你说我会弹琴，别人说‘拉琴也拉不倒一个敌人。’”“我脾气倔，天天练，手都肿了，琴也不能拉了。”印青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赶上来了，加上他的音乐才能为连队争了不少光，他融入了集体，受到战友们的欢迎，还当上了排长。架线时，战士们常说：“排长，线我们来架，你就给我们拉琴吧。我们还能边干活，边听曲。”
印青的处女作《我是个架线兵》就是当时在部队写的——“我是个架线兵，有颗火热的心……条条银线通北京，手拿线拐心向党，我要做个又红又专的架线兵。”歌曲诞生，一下子在连队风靡开来，印青第一次享受了创作的成就感。
两人说着，哼着，贺东久突然想到一句“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 我在遥远的路上风雨兼程”，一拍脑门：“找到感觉了！”
“你赶快去写！”印青一脚把他踹出房门，这时已是午夜。
凌晨5点，“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把印青吵醒。他睡眼惺忪，却看到贺东久满脸通红两眼放光，拿着手稿，激动地说：“我……我我……写出来了！”
“我要看！”
“不不，我要朗读！”贺东久用安徽普通话高声朗诵：
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远的路上风雨兼程
霓虹闪闪你不会发现我/我在高高的山上戴月披星
花海柳浪你不会找到我/我在天上默默地飞/我在水里悄悄地行
我情牵着你/我梦绕着你
情牵梦绕是那军人魂
路漫漫/我与妈妈最近
山巍巍/我与太阳最亲
天水间/我与红星最亮
我留给你一个绿色的背影
“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一脚把他踹出门：‘你赶快走！’”
这回轮到印青了。宾馆没有钢琴，他抱着吉他弹奏。三四个小时后，贺东久刚睡下，“咚咚咚”，他的房门又被印青敲开。
两人拿着词曲，左一遍右一遍地唱，“我唱，老久也跟着唱，唱到最后，两人抱头痛哭！简直是号哭，哇哇大哭！这就是一种军人情结，宣泄得酣畅淋漓！这是永生难忘的。”
《边关军魂》首唱是毛阿敏，每次去部队慰问演出，只要她一张口，战士们就跟着唱，歌手哽咽了，战士也哽咽了，唱不下去了，只好停下来，抚平呼吸，从头再唱。
《边关军魂》是印青艺术创作上的一个转折。
一次，一位首长问印青：“为什么这些年像《边关军魂》这样的歌出不来了？”
“唉，大家都浮躁了呗，连我也浮躁了。”印青答。
有一回，匈牙利的军队艺术团来华访问演出。在招待宴会上，印青对同为作曲家的匈牙利团长说：“我很喜欢匈牙利的作曲家，历史上的李斯特，现代作曲家比如里盖蒂的《大气层》，我都很喜欢。”
匈团长有些诧异：“你也喜欢里盖蒂吗？”
印青当时不以为然：“喜欢啊！”
敬酒时，匈团长把印青拉到一边问：“你们中国军队的军事文化很追求现代感吗？”
“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也要跟国际接轨嘛。”
匈团长很认真地说：“我觉得，给军队战士演出需要更多的民族文化，而不是时尚的东西，时尚文化唾手可得，而民族文化、国学是士兵们特别需要灌输的，就算是强行灌输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年轻的士兵们拿起枪来保卫这种文化！”
印青听了很受震撼。
“一边唱着您的歌一边向前冲”
1984年，南疆自卫反击战期间，印青创作了一首《出征歌》。
“这是我在南京军区写的，南疆作战是各军区轮战，南京军区部队撤下来后，歌曲却在前线留了下来。若干年后，我收到一封来信。”
写信的是一位兰州军区的军官，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留在法卡山、老山前线的兄弟：
我是一名排长，全排27个人冲上去，回来时只剩7个。为什么那时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因为唱着您的歌，一边唱一边向前冲。多少年过去了，今天晚上，我特别难受。想起了兄弟们，想到他们的牺牲，他们永远回不来了。当时，您的歌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激励。
信的末尾，“排长”认认真真地将《出征歌》的歌词抄了一遍——
当炮火染红了边疆/前线就是我们的家乡/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母亲生活的地方/出征吧,战友们/把强盗赶出去/把战争赶出去/快奔向杀敌的战场
当炮火染红了边疆/士兵的光荣就在战场/我们的每一颗心头/都有一片英雄的理想/出征吧，战友们/把我们的功勋,写在刺刀上/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看完信，“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军旅艺术家的责任，明白了什么叫‘为促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之前，我以为我的创作只是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那封信之后，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责任、我的使命。”
印青不知道的是，还有一名战斗英雄在他的回忆中也提到过《出征歌》：
九月一日下午，徐惠滋副总长亲临医院看望伤员，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医院宣传队为伤员演出节目时，徐副总长又拉我坐在他的身旁，要我点节目，我就点了一首我喜欢的《出征歌》。
写回忆的战士叫韦昌进，在保卫边疆作战中，他留给国人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镜头：他的眼睛被弹片击中，他咬牙把眼珠塞回眼眶，抄起报话机向上级呼叫：“方位××，高度××……向我开炮！”
“文艺作品对人的精神的提升确实有作用，但首先音乐是要向上的，而不仅仅是旋律优美。作曲者应该赋予音乐更多精神的体悟。南疆自卫反击战之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的创作风格也逐渐确立，开始追求一种崇高感，一种大美的情怀。”
印青说：“我们是艺术家，不能去一味迎合。不能战士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战士也是人，也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
“南疆自卫反击战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上涌现出文凭热和挣钱热。都是年轻人，战士们却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军队装备不好，待遇也低，前线牺牲个战士，给的抚恤金难以想像的微薄。部队有一种忿忿不平的风气，所以，‘理解万岁’的口号在当时很流行。
当时民政部领导去前线慰问，带去许多物资，在一个山坳里，她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话音刚落，山谷里一片号啕大哭！
场面特别感人，我也很感动，但我自问‘这是我们战士需要的情感吗？’作为军人，为国家、为人民打仗牺牲，这是军人的天职，没什么可说的。可当时这样哭，内心深处就是一种委屈。”
“一个大国的士兵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培养一种尚武精神！”印青由此也开始反思：我们应该为中国军队写什么样的歌。
5岁的“音乐神童”
1954年5月4日，印青的母亲生他的时候，窗外传来一阵阵游行队伍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口号声。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儿呢？一合计，就叫“印青”吧。
印青生在南京，长在镇江。父母都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从小对音乐耳濡目染。
“父亲是上海人，少年时参加新四军，打仗出身，但又特别爱好音乐，会拉二胡、小提琴。解放后，条件好了，家里买了许多黑胶唱片。贝多芬、柴可夫斯基，他一套一套地买，也是个狂人。”
“狂人”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有“接班人”。
“那时我才5岁，经常听家里的唱片放广东民乐‘旱天雷’。一天，父亲拿来一架木琴，我完全凭感觉，敲了一遍，竟然节奏和音调都对了！”父亲喜出望外，以后单位排练演出，就将小印青“随身携带”。
印青并不觉得自己天赋异禀，“如果说与别的作曲家有什么不同，大概是比别人多了一些军营生活体验。”
在部队当通信兵的9年，是他对音乐最痴迷、最狂热的岁月。印青回忆：“前10年，我都是自学。连队6点起床，我4点起，到营房外的河边拉小提琴。等到炊烟袅袅，炊事班开火了，我就跑回营房，跟着战友们出操。”
“晚上9点，哨子一吹，要熄灯了，我却要看书。书是从家里拿来的《作曲法》、《和声学》。唯一亮灯的是连部和会议室，会议室的钥匙由文书保管，我跟文书说：‘通融通融嘛。’”那段岁月，是他生命中的财富。
“我的感情在音乐里投入得太多了，透支了，在生活中反而平静。这样反倒平衡了，不然就成了贝多芬、梵高了。”
张继刚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印青讲别人不好，尤其是作曲家，他总是讲别人的好。”
“反正我人不坏。”印青这样评价自己。
和印青合作过的许多演员在谈到他的作品时，不约而同地都用上了“细腻”一词。
韩红说：“细腻，否则他的音乐音符不会是这样嫁接起来的，他不仅细腻，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世界特别丰富的人。”
祖海说：“非常的细腻，我觉得就像他的作品一样，但他在细腻中又有一种气势。”
王宏伟说：“细腻，他非常善于观察生活。”
宋祖英道出了真相：“印青是表面很平静，内心其实澎湃得很！”
用音乐点亮灵魂
印青在总政歌舞团当副团长、团长，前前后后六七年。行政事务、应酬、检查工作，方方面面都要管。
生活与创作，往往就是两匹分道扬镳的野马；一个人要兼顾两头而不被撕裂，简直不可思议。
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创作自由”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每次接到上级指派的任务，时间上常常火烧眉毛，没有半点“自由”可言，“任务最急的时候，在家里上厕所都得小跑。”
印青坦言：“党交给你的、军队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要完成，你有职务在身。”领导常常甩下一句话——“中央点名的，必须你弄”，印青就没辙了。
印青说：“我不认为指令性的作品，就不会产生好作品。”“就像亨德尔、莫扎特，他们也是给出版商写指令性作品，‘你给我写安魂曲’，他们就得写，是商业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的需要。”
“我大部分作品都是作为任务去完成的，但我投入了很多精力，投入很多情感，去生活、去了解、去思考。”
2010年，国家大剧院希望印青为原创民族歌剧《运河谣》谱曲。歌剧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也是艺术作品的集大成者，对印青来说，大剧院的提议很吸引人，但他觉得剧本的格局有些小。经过充分沟通，剧组吸收了他的很多意见进行修改，终于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印青开始在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紧张创作。
一次，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印青都没离开过桌子。天黑了，他连站起来去开个灯都觉得是浪费时间。一旁的钢琴静静等待着作曲家，像谜题等待着解答。杯子里的水早就喝干了，印青一拿再拿，总觉得似乎还剩那么一点儿。
几经周折，2012年6月21日，由印青作曲，王宏伟、雷佳等人担纲主角的民族歌剧《运河谣》终于在国家大剧院和观众见面了！
如今，摆在印青面前最大的命题，是如何在艺术上超越自己。那些大家传唱一时的经典歌曲，树起一排丰碑，遮蔽在艺术家眼前。
“可能不是技术上的问题，”印青说：“我的风格一直比较多样化。有一年评奖，候选作品都是匿名的，评了50首，打开一看，‘竟然有十几首都是印青的！’有评委说：‘完全听不出来，风格各不相同。’”
如何让歌曲与普通老百姓再贴近一些、再亲近一些？什么是主流价值？什么能真正引起共鸣？印青如此追问，却“找不到”答案。
印青说：“我只是个作曲家，我只能用音乐说话。人民需要什么，灵魂需要什么，我应该用音乐去点亮它。”（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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