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承诺，半世纪的坚守

    “宁愿自己千般苦,不让旅客一时难。”这是连云港新浦汽车总站“雷锋车”手们掷地有声的承诺,一句简短的话,支撑了“雷锋车”近半个世纪的坚守。

    波折下的永恒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商品经济大潮将以“奉献旅客”为使命的“雷锋车”推向了停运的边缘。“那时候真的很难,个体运输户咬定是‘雷锋车’抢了他们的生意,于是便千方百计阻拦‘雷锋车’,而旅客们也质疑怎么会有免费的‘午餐’,好几次‘雷锋车’都是空空地来空空地回。”连云港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韩秀平告诉记者。

    对于80后“雷锋车”手权太琦来说,刺痛她的还有旅客的嘲讽。2002年,刚参加工作的权太琦和同事们一起到火车站拉“雷锋车”,当她们像老一辈车手那样高喊着:“同志,请上‘雷锋车’,我们免费为您服务!”有个别旅客从她们面前经过,丢下一句冰冷的话:“长得这么俊,干什么不好,跑到车站拉客。”“我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同事们有的把脸藏到衣领里,有的委屈得直掉泪……”权太琦说,没想到,曾经让她引以为豪的“雷锋车”带来的却是硬生生的羞辱。但权太琦坚持了下来,她说,是“雷锋车”为人民服务永远不过时,学雷锋做好事永远没有错,人间真情永远暖人心的宗旨在支撑着她走下去。

    坚守背后的遗憾

    经历波折的“雷锋车”最终坚持下来了,永不消逝的车辙记录了“雷锋车”的历程,也悄悄记录下了“雷锋车”手们藏在心底的种种遗憾。

    肖彦和朱秀兰是500多名“雷锋车”手中唯一一对母女车手,当记者采访肖彦时,她正翻看着母亲为数不多的相片。一张张略显陈旧的照片,犹如一部部值得回味的“雷锋车”的老电影。

    “妈妈总是很晚才从车站回家。”肖彦回忆说,“清晨我还在熟睡的时候,妈妈就已经去车站了,晚上妈妈回来时,我又睡下了。”“十五岁的时候,我考了个双百分,为了给妈妈一个惊喜,我坚持等妈妈回家,眼看着周围的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妈妈仍没回来。”肖彦说,后来她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了。“妈妈摸着我的脸说,‘彦儿,真棒,等你再考个双百分,妈妈就送你一支钢笔’。”

    不久,朱秀兰的一张癌症诊断书犹如晴天霹雳,打破了家里的生活,也让朱秀兰与肖彦之间的“钢笔之约”成了永远的遗憾。一天下午,朱秀兰强撑着身子带着肖彦姐妹俩来到医院的一颗大树下,从怀里掏出一支锈迹斑斑的钢笔说:“彦儿,妈妈可能没有机会给你买支新钢笔了,这是妈妈用过的钢笔,你能收下么?”懂事的肖彦使劲点头,一旁的妹妹突然问:“妈妈,那我的呢?”朱秀兰一愣,随即对肖彦说:“彦儿,你是姐姐,把钢笔让给妹妹好么,妈妈出院后再给你买。”肖彦扑在妈妈怀里哭了,十天后,年仅37岁的朱秀兰离开了人世。

    一年后,肖彦也像朱秀兰一样成了一名优秀的“雷锋车”手,走在母亲曾日日夜夜走过的道路上,拉着母亲曾亲手拉过的“雷锋车”,肖彦在一步步完成母亲未完的事业。肖彦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明白,其实每位“雷锋车”手的背后都有自己的遗憾,甚至是一辈子都补偿不了的遗憾。然而,在每一个遗憾的背后,却又是对“宁愿自己千般苦,不让旅客一时难”这一承诺的坚守。

    感动后的警醒

    500米,是连云港“雷锋车”单程行驶的距离,在这平凡的500米路上,“雷锋车”一走就是49年。记者疑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雷锋车”的车轮滚滚向前?为什么“雷锋车”手只有一千多元的微薄薪水,却争先恐后甘做拉车人?记者在连云港的一周里,寻找到了答案。

    第一代“雷锋车”手李保英老人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纸片念道:“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只图奉献不图回报,永远要这样做下去。”权太琦说:“帮助人是一件纯粹的事,那份纯粹让我无比满足和快乐。”年龄相差两代的“雷锋车”手,回答却如出一辙,这让记者恍然大悟。“雷锋车”手身上承载的是甘于寂寞、不为名不图利的纯净品格,这份纯净,对于当今某些浮躁的现象,应该是一种警醒。

    1999年1月5日早上,“雷锋车”手郝芳萍在上班途中发生车祸,因失血过多性命堪忧,而医院血库却没有郝芳萍需要的血型。消息传开,一辆满载着消防官兵的卡车来到医院,官兵们排队献血;素不相识的市民也纷纷挽起袖口加入献血队伍。此情此景,让郝芳萍眼泪夺眶而出:“这应该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吧。”记者的心一颤,“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不正是和谐社会所需要、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吗?

    有人说,“雷锋车”是“平民英雄”群体。记者不禁想到了用生命守护乘客的“最美司机”吴斌、用双手托起坠楼女童的“托举哥”周冲,事实再次证明,当今社会真善美随处可见,“雷锋车”手们从未想到过留名,他们却名扬四海,而那些刻意“出名成家”的浮躁行为,在人们心目中却转瞬即逝。讴歌当代社会,学习“平民英雄”,是我们应有的价值取向。

    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韩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