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的忘却

    用石头、金属这些比肉体更长久的事物，来铭刻历史，对抗时间，是二战前人类对纪念碑的期许。但石头被轰炸了，铭文上的道德底线被颠覆了，高耸的强权毁伤了世界，自身也被摧毁了。奥斯威辛之后，人类该如何记忆？背负沉重罪孽的德意志民族，在忏悔与纪念的两难中，又该如何面对？

    以伽茨、拉德马赫、霍海泽尔为代表的德国艺术家接受了这个历史难题，反思传统纪念碑，展开了反纪念碑的运动。他们发现，传统的纪念碑，只是把应该记忆的历史外化在碑铭上，并未着力于把它内化在人心中；纪念碑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遗忘，人们把记忆的责任推卸给了石头，自己反倒忘记了纪念；纪念碑只是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一个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怪物，无生命的突起物，一件司空见惯的视觉障碍。因此，纪念碑背离了它的初衷，不能起到纪念的作用，反倒助长了遗忘。为了达到纪念的目的，必须反传统纪念碑，把记忆从石头上拆卸下来，重新植入活着的人心中。

    伽茨1986年在汉堡市的哈堡地区设计了一座12米高的方柱，由中空铝材制成，分成多节，外表镀铅，四面配备可以在上面写画的铁笔。旁边有一个说明，邀请参观者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名字。每当名字写满一节，这一节就沉入地下，写的人越多，纪念碑就下沉得越快；如今，整个纪念碑已经沉入地下，只有一块牌匾记录了它每次下沉的图片和当年七种文字的说明，实现了它最初的目的：“有朝一日，它将完全消失，哈堡反法西斯纪念碑将空空如也。最后，将只有我们自己能站立起来反对非正义。”

    哈堡纪念碑的意义在于：邀请观众介入纪念碑的塑造（同时也就是毁灭）过程，取代了那种静止、僵死的纪念碑膜拜活动；让纪念者自己行动起来、活跃起来，不是漠然静观那段沉寂的历史，而是启动自我与历史之间的现实关联；通过反思和刻画，让物理上的纪念碑下沉，让心中的纪念和反思上升；最后，纪念碑消失，记忆留下了——耸立在此地，对历史进行反思、凭吊和纪念的，别无他物，唯有观者自己。

    与此理念相似又不同，1994年，拉德马赫在柏林的新克尔恩区一处纳粹强制劳工营遗址旁的阳光大道上设计了一个自始至终“不存在”的反法西斯纪念碑。他保持周围环境的原貌，不耸立任何异物来干扰这个历史现场。这里有的只是一个暗藏的光柱机关，走在大道上的人无心中触发了机关，一个聚光投影仪就会启动，游移着，把一篇有关当年历史的铭文投射到周围的环境中：树梢、铁丝网、人行道上……从模糊到清晰可读。每一次启动，投射的铭文都不一样；在不同天气、不同时段，铭文的显示也有所不同。就这样，它让路人自己来启动对历史的记忆，触发一个记忆的机关，来反思历史，每次纪念都是个体行为，都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纪念不是一劳永逸地刻在某个外物上，而就活生生地发生在你此刻的行为和观看中。这是一座虚拟的纪念碑，但比石头更真实地铭刻在路人的心灵之上。走在这里，纪念碑无处可寻，纪念却欲罢不能。

    在反纪念碑运动中，伽茨的创作可谓是“纪念碑的沉没”，拉德马赫的可谓是“纪念碑的虚化”，而霍海泽尔的反纪念碑，则是“纪念碑的颠覆”。1908年新建卡塞尔市政厅的时候，犹太实业家阿什洛特捐建了一个哥特风格的喷泉，被命名为“阿什洛特喷泉”，在1939年被纳粹党人以“犹太人的喷泉”为名摧毁并运走，只剩下基座。随后三年，该市3000多名犹太人遭到屠杀。为了铭记这一事件，1986年，在“卡塞尔历史纪念碑拯救协会”提议下，霍海泽尔设计了新的“阿什洛特喷泉”。艺术家用混凝土原样复制了12米高的哥特尖塔式中空喷泉装置，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哥特尖塔不像当年那样耸立在空中，而是在短暂展览之后，在喷泉遗址的基座上，被倒插入深深的地底，沉没在地下水中，上面覆盖着铁栅栏和钢化玻璃，看上去就像那个被摧毁的阿什洛特喷泉的倒影、幽灵。水从四周的地底涌起，沿八个凹槽汇聚到中央的“漏斗”中，形成瀑布，发出回声。远远望去，阿什洛特喷泉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只有当你走到近前，踏上去，自己作为纪念碑站立在遗址之上，才看到深入地底那记载着历史、曾被毁坏的喷泉的“倒影”，和自己的倒影混为一体，那是历史也是现实，是他人也是自我；泉水从四面流向你脚底，时间的脚步声在深处回荡。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受难者，“莫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阿什洛特喷泉复活了，不仅在地底，而且在心底。

    德国的反纪念碑运动宣告世人：为了纪念，忘却那些石头。在良知和理智之上耸立起来的人，才是唯一应有的纪念碑。 

    作者介绍：杨震,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