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的“文化等级战略”

    在刚闭幕的戛纳电影节上，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凭他的新作《爱》第二次获得金棕榈奖。戛纳电影节是世界电影最高级别的竞赛活动，其最高奖金棕榈奖是全世界电影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其在电影艺术殿堂中的影响超过了美国的奥斯卡奖。

    戛纳电影节历史悠久，今年已经是第65届。自1977年法国影评家吉尔·雅各布负责选片工作后，戛纳摒弃了冷战时代的政治干扰，以更加开放、多元的姿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作品。雅各布2001年担任电影节主席，提拔蒂埃里·福雷莫做选片工作，邀请更专业的评审团，选择风格多样的影片进行竞赛，力求在评选方面做到平等、开放和专业。

    戛纳的核心是电影选片和竞赛，这是它建立强大影响力的基础。对于戛纳的电影评选，历来就充满猜测和争议，1960年费里尼的《滴露的牡丹》、1968年的《五月风暴》、1979年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以及1982年科斯塔·加夫拉斯的《失踪》等影片都引起过极大争议。尤其是围绕选片策略和评选机制，许多媒体和业内人士做过所谓“内幕”分析。戛纳每年的选片不同，历年的评审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代表不同的个性和趣味，但在竞赛和评选上始终保持严肃、专业的传统，这是戛纳得以令人信服的基础，通过连续几年在戛纳的采访，笔者认为即便戛纳选片方面流露出明显的倾向，比如对某些导演的作品情有独钟，但不能说存在“潜规则”。我们可以根据戛纳近年来的选片和竞赛总结出一些共性特征，这些特征说明，戛纳电影节在向世界输出一种以电影作品为载体的“文化等级”体系，它的存在并不是为参赛影片谋求商业利益，而是一种生产电影艺术的标准，借助电影节这个国际化平台把这种文化等级标准推广和放大，以突显电影节的价值观，与好莱坞为代表的全球文化工业相抗衡。

    好莱坞商业电影在全球的强势传播，无形中输出了一种以商业规则为基础的标准体系，人们往往通过明星、投资、票房等理念去评判电影的成败。而戛纳电影节则通过评奖活动，向世人展现一套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因而表面上看，它是各国具体影片的竞赛活动，而本质上则是艺术标准与文化竞争力的争夺。尽管这套标准可能随着每年的评委、影片而变化，但我们仍能概括出相对稳定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战略，而只有从文化战略上去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戛纳电影节之所以在国际舞台风生水起的原因。

    冷战结束，面临好莱坞商业电影对欧洲大众文化的影响，欧盟持续推行一套以“大欧洲”为核心的文化战略，其中1991年创建的数亿欧元的欧影基金（MEDIA）计划，以推动欧洲国家之间的电影合作，试图以文化联合的方式向世界输出“欧洲文化”，对抗美国电影的冲击。欧影基金每年以大量资本参与欧洲艺术导演的创作，这些影片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与好莱坞进行竞争，更多依靠国际电影节进行推广。据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今年欧影基金参与制作的欧洲电影有近100余部参与了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和展映。欧影基金鼓励欧洲各国电影人合作，宣扬欧洲的历史和人文艺术传统。今年金棕榈影片《爱》就是欧洲合作的作品。戛纳在促进欧洲电影国家间合作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

    在推动欧洲电影方面，每年还体现为扶持具有欧洲色彩的类型片，如2009年的《预言者》，2011年的《死亡驾驶》等。欧洲类型片与好莱坞商业片有很大的差异，侧重历史内涵、文化元素和新风格的运用。美国独立制作的反类型片也是戛纳关注的对象，如2007年的《我们拥有夜晚》和今年的《温柔的杀戮》等。

    戛纳电影节主张对开放艺术拥有包容心态，但欧洲传统人文价值观和欧洲电影模式始终在这个平台受到欢迎，许多获得肯定的影片都打上了深深的“欧洲制造”的烙印。

    “高概念”（High Concept）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源自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和发行方式，主要通过高额预算，使用大牌明星，运用令人震撼的视听效果，讲述引人入胜的剧情，同时展开周边文化产品的商业推广等。“高概念电影”成为好莱坞的文化王牌，影响着全世界的青少年。近20年来，戛纳逐渐奖励和支持一种可以称为“低概念”的电影模式，许多受到戛纳青睐的影片都与“高概念电影”相对立，两次获得金棕榈的达内兄弟的作品就有这个特点：影片故事简单，很少触及曲折的情节和叙事，以底层人物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今年参赛的法国导演阿兰·雷乃坚持剧团式的拍摄模式，往往以精妙的构思和形式感取胜；而哈内克的作品则从不追求高额制作成本，很少使用明星，运用极简主义的风格展现深刻的现实反思。

    这些“反好莱坞美学”的电影一直是戛纳的座上宾，树立了与好莱坞商业法则完全不同的艺术标准。

    戛纳电影节在选片策略上以开放、多元和优质著称，但从每年选片的结果来看，一个持续的倾向是对弱势族群利益的捍卫。这个“弱势”是相对概念，在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中，“弱势族群”有不同的体现。一般来说旧殖民地国家（非洲、阿尔及利亚）、吉普赛人、少数性倾向者（同性恋）、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等，是戛纳电影节在选片上的重要倾向。《野蛮入侵》（老年人问题）、《不良教育》（同性恋）和《潜水钟与蝴蝶》（残障人士）等影片都在主题上体现出戛纳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今年的法国片《锈与骨》讲述一个瘫痪女性与一个失意拳击手的爱情，再次突显了这种关怀。

    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往往要参照法国影评人群体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往往带有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口味，尤其体现在对中产阶级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剖析上。哈内克的许多作品对中产生活充满敌意，《第七大洲》、《趣味游戏》和《白丝带》都运用暴力对这种生活进行严厉的抨击。今年加拿大导演柯南伯格的《大都会》就是一部反资本主义的作品，通过年轻富豪的奇异经历对大都市上层社会的奢靡和空虚进行揭露。获得评委会大奖的意大利影片《现实》也通过以电视真人秀节目而获得成功的人，反思了所谓“成功生活”的虚幻性。

    戛纳历史上的政治争议性极强，近十几年来，戛纳在选片上把政治性转移到其他方面，试图用风格化的电影或第三世界影片包裹敏感的政治话题，那些单纯的政治争议电影不再受到重视，而像《华氏911》这种同时引发纪录片本性和政治争议的电影会得到鼓励。2010年泰国电影《回忆前世的布米叔叔》有着强烈的非主流色彩和第三世界美学背景，加上隐含的政治话题，因面一举获得金棕榈。今年参赛片中埃及影片《战役之后》等也有这样的特征。（李洋） 

    ■戛纳电影节在竞赛和评选上始终保持严肃、专业的传统

    ■“反好莱坞美学”的电影一直是戛纳的座上宾

    ■从每年的选片结果来看，一个持续的倾向是对弱势族群利益的捍卫

    ■戛纳影评人的意见带有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味道，尤其体现在对中产阶级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剖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