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楚简 毋庸置疑

    近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刊登了邢文先生的文章《浙大藏简辨伪》（以下简称《邢文》），对浙江大学收藏楚简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浙大楚简作为非考古发掘品，鉴定真伪确实很有必要，提出质疑也是无可厚非。但是读了《邢文》以后很是失望，该文既不相信科学检测数据，又避重就轻，对最重要的浙大楚简的文本内容一笔带过，反而过多地纠缠于枝节问题，貌似有据，实无理可言。由于《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刚出版不久，极大多数《光明日报》的读者未能目睹原书，不了解浙大楚简的全貌，而读《邢文》其貌似简牍鉴定界的权威，容易误导读者。作为浙大楚简的整理者，有必要加以回应。以下主要从文本角度论浙大楚简的真实性。

    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的主要内容为《左传》襄公九年、十年；其次是《日书》，分《玉勺》、《四日至》两篇，前者是以斗杓占星，后者是占物候；另有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其中简本《左传》中有不少和今本可相校勘，而《日书》的内容是首次发现，两者学术上意义上都非常重要。

    以下在《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一书中，从校勘学和文字学两个方面摘引若干例子，供读者评判（文中讨论时引原简凡不涉及文字学上问题，释文用宽式。其中：（）中为通假字，｛｝中为衍文，〖〗中为原缺文，[ ]中为简残所缺文。加下划线者为讨论内容。）

    先引《左传》的例证。

    1.晋人不得志於奠（郑），以者（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门亓（其）三门。戊寅，齐（济）於阪陰，侵郑。（简67＋简68，附图1·1）

    按：今本作“门其三门。闰月戊寅”云云，“戊寅”上有“闰月”二字。杜预注：“此年不得有闰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闰月’当为‘门五日’。”杜注后人肯定者较多，也有非议者。杜注谓此年无闰月与王韬、新城新藏考订之《春秋长历》相符，简文确无“闰月”二字，可证杜说甚是。至于杜注疑其为“门五日”之讹则不确，推测古抄本中“三门”下本衍一“门”字，后人以为是“闰”字之讹而改之，后又添加“月”字而致误至今。

    2.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吏（使）左（佐）｛之｝中军。韩起于｛得之｝少（栾）黡，而〖栾〗黑（黡）上之，吏（使）佐｛之｝上军。（简32＋简33＋简34，附图1·2）

    按：今本“栾黡”后有“士鲂”二字，王引之《经义述闻》指出：“‘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传》文脱‘中行偃’三字。‘栾黡、士鲂上之’，又衍‘士鲂’二字。”杨伯峻《注》则以为王氏前说确、后说误。按王说甚是，简文确无“士鲂”二字，可证为衍文。至于《传》文脱“中行偃”三字，简文亦脱，当是此三字下原本皆有重文符号“”，后抄写过程中符号漏写（或底本墨迹脱落不清）所以致误。由此简文亦可知此三字的重文符号脱落较早。

    3.福（偪）阳内启[门]，者（诸）侯之士门焉。（简98＋简99，附图1·3）

    按：此句今本作“偪阳人启门”，“内”字今本作“人”。从上下文义看，当以简本为长。因古文字“入”、“内”互作，而“入”、“人”形近易讹，故今本误为“人”字。

    4.公子騑﨤進曰。（简55，附图1·4）

    按：﨤，“彶”字或体，今本“彶”作“趋”。《说文》：“彶，急行也。”“趋，走也。”按《诗·大雅·棫朴》：“左右趣之。”毛传：“趣，趋也。”《晏子春秋·问下》、《新书·连语》引“趣”作“趋”；《韩诗外传》二：“于是伊尹接履而趋。”《新序·节士》“趋”作“趣”。《说文》：“趣，疾也。”是“趋”通“趣”亦有急行义，简文“趋”作“﨤（彶）”当为同义替代。

    5.以先君之兆（祧）凥之。（简75＋简76，附图1·5）

    按：凥，今本作“处”。《说文》：“凥，处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经》曰：‘仲尼凥。’凥，谓闲凥如此。”今本《孝经》“凥”作“居”；《楚辞·天问》：“昆仑县圃，其凥安在。”王逸注：“凥，一作居。”旧以为“凥”、“居”同字，“居”行而“凥”废（见《说文》段玉裁注），但包山楚简“居凥”连言，知非同字。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从楚简的用法看，“凥”字当从《说文》训为“处”（或体作“處”），即“居处”之义。从今本《左传》“凥”作“处”来分析，“凥”字应是“处”字的另一种构形，亦是“处”字或体。

    6.夫帚（婦）辛苦（墊）嗌（隘），無所氐（厎）告。（简58，附图1·6）

    按：帚，“妇”字省写，甲骨文“妇”字构形本作“帚”，“妇”为分化字。“”，今本作“垫”。“垫”字构形《说文》谓：“从土，执声。”又，《说文》：“，寒也，从雨，执声。或曰早霜。读若《春秋传》‘垫阨’。”是“垫”、“执”相通之证。简文“垫”字本省作“ （执）”，因“执”、“”音同而借（包山楚简的“执事人”写作“事人”可证）。“嗌”，构形同于《说文》籀文，此处读为“隘”。《吕氏春秋·音初》：“鸣若谥隘。”（按今本“谥”乃“隘”字之误）《文选·安陆昭王碑文》李注引“谥隘”作“隘隘”，《玉烛宝典》引作“嗌嗌”。是“嗌”可读“隘”之证。

    7.九年春，宋烕（烖）。（简1，附图1·7）

    按：“烕”，今本作“灾”。首五字《经》、《传》同文，杜预注经文谓：“天火曰灾”。《说文》：“烕，灭也。从火，戌。火死于戌而尽。《诗》曰：‘赫赫宗周，褒似烕之。’”简文此处“灾”作“烕”，实为“烖”字形讹所致。据《说文》，“灾”为“烖”字籀文，简文本作“烖”，由于“烕”、“烖”二字形近而讹（《公羊》传作“灾”经文讹作“火”亦可参考）。此外，据《释名·释天》：“灾，烖也。火所烧灭之余曰烖，言其于物如是也。”则“烖”字本有“火灭”之义，故此处因“烖”之字义亦易致讹。

    8.（陶）唐氏之火〖正〗焛（阏）伯居于商丘。（简14，附图1·8）

    按：，“都”字异构，“者”、“旨”声符替代。“都”字写作“”除了形讹还有音上的原因。据下简文，“都”字此处读为“陶”，古音“都”为端母鱼部字，“陶”为定母幽部字，二字声母、韵部皆相近，可以通假。

    据今本，“焛”为“阏”字讹。阏伯为陶唐氏之火正，居商丘。亦见昭公元年《传》。又，阏伯或作“遏伯”。李富孙曰：“《路史》作遏伯。昭廿五虞阏父，《陈世家》索隐并作遏父。《释诂》：‘遏，止也。’《说文》：‘阏，遮拥也。’音同，古通用。”疑简文“阏”字本写作“”，从“门”，“亦”声，亦、阏、遏古音皆为影母月部字，双声迭韵关系，故可异作。因简文“火”字构形与“亦”写法相近，所以作“焛”字乃是由“”而形讹。

    9.晋侯问于士之弱。（简11）

    按：今本《左传》作“晋侯问于士弱”，人名中多一“之”字 。相同的情况还见于简39＋40“崔之予（杼）”的例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邢文》认为：“‘士弱’是人名，作伪者妄改，在人名之中插入‘之’字，是作伪的硬伤。”恰恰相反，这是一条证明浙大简属真的硬证！凡是对先秦文献有所涉猎的学者都知道，在人名之中插入一“之”字是常识问题，先秦文献中比比皆是，如《左传》“舟之侨”、“烛之武”、“介之推”；《论语》“孟之皮”；《孟子》“庾公之斯”等，此即“人姓名之间加助字”，王引之、杨树达等先生早已辨明（参见《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6页）。最近发表的清华楚简《系年》中也有好几个例子，如今本《左传》里的人名“高渠弥”、“里克”、“高固”、“籴茷”，清华简《系年》作“高之渠弥”、“里之克”、“高之固”、“籴之茷”，皆可参看。

    以上9例，既有验证前人如晋杜预、清王引之、近人杨伯峻等的考证，也有今传文本与楚简本异同之处，还有楚简本错讹致误原因的分析。相信仅凭以上几条，读者就可以分辨出浙大楚简的真伪是非。

    浙大楚简《日书》中有一篇《四日至》，专门讲物候，现摘引2条于下：

    1.庚子南门正、鹊巢。（附图1·9）

    按：“南门”，指南门二星。《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亢为疏庙，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正义》：“南门二星，在库楼南，天之外门。”“南门正”一词亦见《夏小正·四月》：“昂则见，初昏南门正。”《传》曰：“南门者，星也，岁再见。一正，盖大正所取法也。”是说四月初昏时分南门星正中天。

    “鹊巢”亦是物候之一，《吕氏春秋·季冬纪》：“季冬之月：……鹊始巢。”高注：“鹊，阳鸟，顺阳而动，是月始为巢也。”“鹊巢”即“鹊始巢”之意。

    2.辛巳（始）渴。

    按：“”，读为“始”，楚简习见。“渴”，即枯竭之“竭”的本字。《说文》：“渴，尽也。”段玉裁注：“渴竭古今字。古水竭字多用渴，今则用渴为字矣。”《说文》：“涸，渴也。”《尔雅·释诂》：“涸，竭也。”是“渴”、“竭”二字同训为“涸”义。《吕氏春秋·仲秋纪》：“仲秋之月：……是月也……水始涸。”“水始涸”亦是物候之一，简文“始渴”与之义同。

    读过《夏小正》的读者不会太多，“南门”为星名，不熟谙天文知识的人也很少知悉。倘是作伪，必须对“南门正”、“鹊巢”以及“始渴”的词义有深湛的理解能力。

    下面再从文字学上举几个例子（参见附图2）：

    1.浙大楚简《左传》的“大”字多处写作   ，其构形是在“大”字右侧加饰笔。此构形亦见于其它楚简，或加“示”旁（用作祭祀对象），字旧不识，古文字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文多处“大”字作此构形（包括“吴”字），如简61“大神”、简62“大国”、简93“大子”等，有今本为证，“大”字的这种异体才得以释出。

    2.失，《说文》谓：“纵也，从手，乙声。”西周金文所谓的“失”字（或偏旁）释读尚有争议，战国文字“失”字构形过去一直未明，楚文字用作“失”的字写作“”，其构形、来源尚不清楚。以前学者对《说文》分析“失”字构形的说法有不同看法，简文“失”字构形从“手”从“乙”，见《左传》简30、简89，与《说文》解析完全符合，证明了许慎的说法。

    另外，简89的“失”，今本作“更”。简文“失”字当读为“迭”，“迭”从“失”声（见《说文》），例可通假。迭，更替。《说文》：“迭，更迭也。”《易·说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简文“迭”字与今本之“更”实为同义互作。又，今本之“更”字当训为“代”，杨伯峻指出，《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仲春纪》俱谓“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与此相类似，可以证明。但郑玄、惠栋、王引之等谓“更”读为“梗”，祷祭也。从简文“更”字作“失”读为“迭”看，郑玄等人的说法不确。

    3.简文用作地名的“戯”，见《左传》简51，即“戏”字异体（繁体作“戲”）。“戏”字本从“”声，简文改从“虚”声。古音“戏”为晓母鱼部字，“虚”为溪母鱼部字，二字迭韵，声母亦极近，例可相通。又，“戯”字同“戏”亦见后世俗字，《宋元以来俗字谱》：“‘戏’，《列女传》、《三国志平话》、《金瓶梅》等作‘戯’。”从简文看此异体由来已久。

    4.简文“曹”字写作“”，见《左传》简41、附简3，从“乍”，从“曰”（“曰”为古文字常见繁饰）。“乍”即古文字“作”之本字，简文为省写，其构形也见于攻敔王夫差剑“”（《集成》11639A）及曾侯乙缶“”（《集成》10000）、曾侯乙尊“”（《曾侯乙墓》）字所从。古音“曹”为从母幽部字，“作”以及从“乍”声的柞、祚、胙、酢、阼等皆为从母铎部字，“曹”、“作”二字为双声关系，例可通假。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曹沫之陈》，“曹”字异体作“”、“”，因此“曹”字写作“”毫不奇怪。

    5.今本《左传》的人名“韩厥”，简本作“韩”，见《左传》简32，“”即“瘑”字异构。“咼”（或隶作“呙”）、“骨”为一字分化，故用作偏旁时可互作。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三德》：“凡若是者，不有大（祸）必大耻”、“为善福乃来，为不善（祸）乃或之”，“祸”字皆作“”，是其证。古音“瘑”为见母歌部字，“厥”为见母月部字，二字为双声关系，例可相通。又，韩厥之名《公羊传·襄公元年经》作“韩屈”；《易·系辞下》：“掘地为臼。”《集解》“掘”作“厥”，是“厥”与“屈”可通。而“屈”与“骨”亦相通，《列子·杨朱》“禽骨厘闻之”，《释文》作“禽屈厘”。此皆“瘑”可读“厥”之证。

    6.简文“随”字或作“隓”，见《左传》简26，原篆构形“阜”旁写作“邑”，同义偏旁互换。《说文》：“隓，败城曰隓。从，声。，篆文。”“”字隶变后今作“墮”，知“墮”即“隓”字异体。“堕”从“隋”声，但《说文》失收“隋”字（侯马盟书已有“隋”字），从古文字演变角度分析，“隋”即“隓”之分化字。又《说文》：“随，从也。从辵，省声。”徐锴《说文系传》则以为是“从辵，隋声。”是“随”字本从“隋”得声，例可相通。《史记·天官书》：“隋北端兑”、“廷藩西有隋星五”，《汉书·天文志》“隋”字皆作“随”；《墨子·耕柱》：“隋侯之珠”，《文选》李斯《上秦始皇书》李注引“隋”作“随”。所以，简文“隓”字可读作“随”。

    出土的战国楚简也有不少“隓”、“随”相通的例子，如《老子》：“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郭店楚简本“随”作“隓”；《易·随》：“随，元亨利贞，无咎。”《易·艮》：“六二：艮其足，不拯其随，其心不快。”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本“随”字皆作“隓”。

    7.在望山楚简和包山楚简中，有一位楚先祖的专名写作“酓”，常与“老童、祝融”并列受祀，字以前大都隶作“”。《望山楚简》编者认为，“典籍所记楚王名多为‘熊某’，其‘熊’字在楚国文字资料中皆作‘酓’，‘酓’‘琴’二字皆从‘今’声。简文酓是指《山海经》的长琴，还是指《史记》的穴熊或鬻熊，待考。”（《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包山楚简的这个字是从“女”，“蟲”省声，“”和“融”都是从“蟲”省声，故可与“鬻”通假，因而这一楚先祖名不可能是穴熊，而应是鬻熊（《论包山楚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第8期）。

    葛陵楚墓出土的楚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内容主要为卜筮祭祷的记录，其中所祭祀的“三楚先”中，位于“老童、祝融”之后相当于“酓”的楚先祖名写作“穴（或作）酓”，另有一处写作“酓”。“穴酓”即见于《史记·楚世家》的楚先祖“穴熊”，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酓”等同于“酓”，也无疑义，但其究竟和“穴熊”是同一人，还是读为“鬻熊”，意见纷歧，莫衷一是。

    其实葛陵楚简“”字异体作“”，已经透露出望山楚简、包山楚简的“”字所从的“”旁，实应是（旧隶作）旁之省，而不是“蟲”旁省形。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出土后，学者们从“流”字构形已认出即“”字。浙江大学藏楚简中，也有卜筮祭祷的记录，祭祀的楚先祖名中，紧接着“祝融”的，正写作“酓”，见《卜祭》简6。此构形的首次出现，证明“”字所从的“”旁，确实是“”旁省变。因此，所谓的“”字乃“”字省写，其严格隶定则应作“”。    

    认识了“”字构形，就不难识出其字，实际上这就是“毓”字。甲骨文“毓”字写作，本从“女”旁，字象倒“子”离开母体身带羊水之形，即表示生育之“育”的本字（《说文》谓“毓”为“育”或体），是一个象形兼会意字，后来右侧构形演变为“”。楚文字“毓”字构形正是承袭了甲骨文的写法，仍从“女”旁，只不过右侧“”旁有所省变而已。

    从上引7例知道，浙大楚简虽然数量不多，却给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提供了不少新知识，解决了一些过去在文字释读上的争议问题。

    总之，通过上述举例可以看出，要伪造出浙大简，至少要具备以下素质：对先秦文献特别是《左传》有深入研究；对古文字学有精湛造诣且能掌握最新前沿成果。另外，浙大楚简书法流畅，必须有一流书家才能娴熟书写，同时还需有古文字学家提供临写的战国文字底本，且不说还要做成饱水率极高的古简而且必须通得过碳14的年代测定和墨迹微痕检测。试问今日中国有何处之造假者能满足以上条件？关于碳14测定的详细数据（含树轮校正后年代）已在书中附刊，读者可参阅。至于《邢文》所谓竹简尺寸不一，无契口、无编绳痕迹等情况，凡是读过考古报告或见过考古发掘品的读者，都能找到出处。楚简中文本文字错讹以及简化甚多的现象随处可见，此是常识，即使今日出版之正式书刊，也常有错讹之处，更何况是古代手抄本！此皆不值一驳。

    凡是懂得文物鉴定者，“上手”是鉴定的不二法门。连一根真竹简也没有上过手，却侈谈竹简辨伪，如此治学，令人遗憾。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