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前世今生

    在时下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诸多论争中，如何认识和有效应对腐败问题无疑是热门话题，手边的这本《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对于解决相关问题具有启示。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展现了西方主要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给关心腐败问题的人们提供了可供比较借鉴的知识体系，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科学反腐之路的话语体系。

    再现英美等国腐败高发期的历史场景

    该书强调反腐败顶层设计需重视国际经验，但更要吃透本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国情。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现代化既是物质生产进程，也必然伴随着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而且往往会伴生腐败易发高发现象。在《走出腐败高发期》中，作者为我们全景式再现了英、美等国工业化、现代化起飞期与腐败高发期叠加并行的历史场景。英国在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崛起为全球大国，但却处于腐败高发的“骚乱年代”：“从法庭到军营，从国会到法庭，从乡村到城镇，从富人到穷人，巨大而浓重的信仰和道德黑暗令人触手可及”，开放的议会选举成了权贵阶层贿选舞弊、操控政局的舞台，开放的粮食市场成了黑心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乐园，对腐败不满的人们发起的“小麦骚乱、抗税骚乱、农业或工业暴动不可胜数”，金钱重于血统已经成为新的基石，隐隐发难而又处处显现的利益冲突引发了骤然增加的群体性事件。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越欧洲列强成为头号工业大国，但却落入腐败高发的“镀金时代”：官商不分，以权谋私，上行下效，贿赂公行，物欲横流，以金融寡头、“强盗大亨”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操纵美国政治，政党分赃制的政治游戏使得政府成了道德败坏的源头，权贵阶层凭借议会和立法手段堂而皇之地窃取国库、谋取暴利，“一种文化的冲突以及阶级间的经济斗争仿佛正在把这个国家撕裂开来”，美国在“造反的旋风”和“无声的恐怖”中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工业文明综合征”，甚至令有识之士发出“要么一起沉沦，要么一起上升”的呼号。不少照搬西方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亦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频繁陷入腐败危机，甚至发生内战，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

    因此，作者提示道：人类社会的腐败高发期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不但不是腐败的历史“终结者”，而且还在腐败高发期的历史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走出腐败高发期，最根本、最现实也最有效的两条路径是：让公共权力与政治责任挂钩，让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脱钩。

    揭示英美等国治理腐败成效的历史真相

    该书提出“实施顶层治理以维护执政安全”的新观点，是国家廉政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双赢选项。《走出腐败高发期》为读者揭示了英美等国治理腐败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历史真相，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式”廉政建设的有效性和政治发展的正当性。作者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廉政建设的实践放到世界范围进行客观理性的比较分析，看到的恰恰不是悲观之论，而是信心之旅。

    一方面，全球化以来的腐败演化和腐败治理确实存在跨国联系。我们既应当理性地自我审视，也应当理性地彼此审视，从而发现和共享腐败治理的应有智慧。另一方面，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核心国家，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以来蹒跚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改良式社会调控，其核心力量源于统治阶层的顶层治理。特别是英美等先发国家依靠两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容量和发展活力，“对冲”了因腐败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严重矛盾对立，为缓解民众的腐败“泛化”心理和社会紧张创造了前提条件，更为实施福利改善、收入调控、税制改革、贫困救助、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化”救济措施赢得了政治运作“空间”。英美垄断资产阶级在公共福利、民主权利等方面的有限利益让步，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因此，作者指出，今天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动辄对别国的所谓“腐败政制”横加干预，屡屡在别国进行“休克疗法”、分化西化和政权颠覆，即便不是刻意回避历史的“忘本”之举，也是别有用心之谋。

    拓展中国特色反腐之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腐败工作恰是观察中国政治发展和执政安全的一个绝佳窗口。实现中国政治发展和维护执政安全，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廉政建设中推动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促进廉政建设，在有序政治参与中统筹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和民主的关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切实改善社会民生，有效加强政权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实现方式和科学路径选择。

    继续以问题推动制度建设，坚定不移地拓展中国特色反腐之路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以问题推动制度建设，相对来讲更稳妥、更务实。一种矛盾、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惯例，第三次是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该书作者提出，腐败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问题域”而存在的。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形成期”即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英、美等国的三段腐败高发期，似曾相近，也大不同。中国的明朝在腐败高发期中被关外铁骑改朝换代、“破产关门”，英国和美国却在全球化起潮期完成了大国崛起的特殊“接力”。面对腐败高发和社会动荡的问题叠加，之所以有的国家能成功重组，有的却惨然倒闭，关键在于能否针对“问题域”进行有效管用的顶层设计、顶层变革、顶层治理。

    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政治体制，经过长期发展都会形成矛盾累积的“问题域”，如果得不到化解或者说实现“软着陆”，就有可能导致社会或体制解体。当新社会和新体制出现之后，随着时间推移又会生成新的“问题域”，甚至可能在腐败问题上重蹈覆辙，这也许正是一种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正如《走出腐败高发期》所揭示的：就今日之全球治理和公共伦理而言，必须跳出关于腐败的意识形态化认知和厚此薄彼的“妖魔化策略”。要想避免这样的规律性，就要不断化解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以达于相对的、动态的社会平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兴亡周期”。

    《走出腐败高发期》把腐败与反腐败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中，为我们勾勒了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现象的前世今生，相信人们会从中获得知识，引发思考。由于战略机遇期、体制完善期、开放提升期、社会转型加速期和政治参与活跃期的纷至沓来及其叠加效应，我们必须在党内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以应对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的挑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利益冲突背后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