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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6月14日 星期四

    走近大家

    李嘉泳:开创中国无脊椎动物胚胎学

    宋广波 《 光明日报 》( 2012年06月14日   13 版)
    李嘉泳开创的无脊椎动物胚胎学专门化课程不仅在生物系具有奠基意义,在水产系也同样具有奠基意义。(资料照片)

        今年2月9日,我国无脊椎动物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李嘉泳教授在青岛溘然长逝,享年99岁。

        笔者与李教授相识,结缘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这一重大项目。启动这一项目,旨在抢救健在的有突出贡献的老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自2010年7月全面展开,第一批共有54位老科学家接受资料采集,对李嘉泳的采集工作由笔者承担。虽然刚过去不到两年,但54位老科学家中已有13位辞世,他们是:王鸿祯、黄培云、何泽慧、罗沛霖、顾夏声、杨起、官贤、张直中、应崇福、顾知微、倪文鑫、李鹏飞、李嘉泳。由此可见此项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李嘉泳先生非常重视笔者对他的口述访谈,除了回忆,还经常就一些问题查对资料、询问家人,而且每次访谈前都有详细提纲。口述时,则极兴奋,仿佛又回到过去。他谈到父亲对他的影响时,年迈思亲,竟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谈到高中同学、也是一辈子的朋友,具有传奇色彩的空军少将刘善本时,详述了国难当头由他提议两人投考航空学校的前后经过;谈到恩师童第周教授对他的培养和影响时,他很深情地说:“我很怀念童。”李先生所述,不止是个人成长经历,间有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如,他谈到1950年代初童第周和曾呈奎搭班筹划海洋生物研究时,童稳当,曾激进,是科研组织工作的“绝配”;童第周受命筹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中科院海洋所前身)时,本来选址在栈桥附近,但此地共有7条废水沟入海,李嘉泳便向老师建言:这里不宜建所,此议也被童采纳。这些不见于书册的史料,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李先生多次说:“我心里想说的话比较多,但表达不出来了。”

        童第周视李嘉泳为左右手

        在李嘉泳的成长过程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家人是其父李庆藩和姐姐李嘉玉。李庆藩是山东泰安县里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其学生中就包括在抗战中建立赫赫战功又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活捉的王耀武将军),他渴盼国家统一,对子弟耳提面命最多的是“要做好人”。这些思想,对嘉泳影响甚大。因家贫,李嘉泳依靠姐姐的资助才得以完成中学、大学教育。

        童第周是在学术道路上对李嘉泳影响最大的人。童第周选助手极严,其理由是:自己太忙,没有时间照顾新人;而且,照实验胚胎学的工作特点,“必须手把手培养”,否则成长不起来。童第周将李嘉泳纳入门下,也经反复考察:为测试李嘉泳的视力,曾在玄武湖一起观察钟山上的林木和建筑,又看到李嘉泳绘“花蝶图”,知道他有扎实的绘图功底,这才将他纳入门下。其时,正值山东大学复校,百废待举,赵太侔校长将童第周视为左右手,凡院系设置、聘请教授等大举无不与童商量。同样,在筹建生物系的过程中,童第周亦将李嘉泳视为左右手。李嘉泳秉童第周之意,赴南京与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接洽,收回了由中大保管的原归山大的几十架显微镜;又从青岛的旧货市场上购买了数架外国人转让的旧显微镜,保障了科研、教学之用。童第周还让李嘉泳负责山大生物标本站的工作。熟悉李嘉泳的人都说:李先生手很巧,能制作各种复杂动物的标本。他的档案中有这样一句:“与标本站同志一起,制作了超国际水平的绿海葵和蛀头虫标本。”笔者以此相询,李先生谦和地说:“是世界水平,也有先进性,但不能说得太过了。”然后又详为解释:“柱头虫的结构,和童师研究的文昌鱼、海鞘一样,介于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其幼虫、胚胎发育很有典型性,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在胶州湾的很多海滩潮间带都有生长,尤以薛家岛和黄岛最密集。这种虫子有两三根筷子长,身体分泌粘液,大概是为了利于钻沙。因为它在泥沙里跑得很快,很难采集,挖的过程中不是跑了,就是断了,所以外国的柱头虫标本从来没有完整的,总是缺一块。后来我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和采集工人一起想出了办法:预备好水,看见柱头虫出来,就浇水,边浇边采,就采到完整的柱头虫了。”李嘉泳制作的标本,不仅丰富了山大生物系的标本室,满足了本校教学、科研的需要,而且在整个1950年代,国内各大中学校科研、教学所用生物标本,主要采购自山大的生物标本站。

        无脊椎动物胚胎学课程长期采用李嘉泳开创的教学体系

        在科研方面,李嘉泳先是跟着童第周做硬骨鱼卵子发育能力的研究。之前,我们只知道童、李、叶(毓芬)联名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在访谈中,李嘉泳则详述如何准备实验,如何手术等细节问题,而他的科研能力也在童第周的言传身教下突飞猛进。1953年,童第周又提出“我们现在应当培养无脊椎动物胚胎学人才以应需要”,并将此任务交给李嘉泳。

        当时,海内外均无开此课者,一切均属初创:没有教材,李嘉泳就查文献(当时资料少得可怜)、找材料、做实验,编讲义。加之,无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不像脊椎动物那么有规律,一种动物一个样,其难度可想而知。讲课时,他特别强调无脊椎动物发育的多样性;因为太复杂,生怕学生接受不了,因此课堂上总是翻来覆去地讲,直到真正弄懂才罢。为了便于复习,学生们就和李嘉泳约好:一上完课,他们就去拿讲义,然后刻钢板、翻印。笔者从李先生处采集到的实物资料,最大宗的就是自195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的无脊椎动物胚胎学讲义。这批讲义总计有86种,3000多页,因年代久远,纸张已泛黄、发脆,但上面不同颜色的更改笔迹依然清晰可见。毫无疑问,这是研究这门学科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李嘉泳的无脊椎动物胚胎学专门化课程不仅在生物系具有奠基意义,在水产系也同样具有奠基意义,自1950年代以来的二三十年间,水产专业的无脊椎动物胚胎学课程,一直采用李嘉泳开创的教学体系。

        李嘉泳在教学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的基础工作,是建立在扎实的实验、研究基础之上的。就像他自己说的:“作为一个学科,要对国际上过去、现在的发展有所掌握,要有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有设备、标本,要拿出标本让人看到实在的东西;还要开出实验课。”1959年,他发表了《强棘红螺的生殖和胚胎发育》,次年又完成了《金乌贼在我国黄渤海的结群、生殖、回游和发育》。这是我国无脊椎动物胚胎学方面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论文,在国际上也处于前沿的地位。

        看到学生能顶大业了,他由衷感到欣慰

        作为学科创始人,李嘉泳在师资培养方面也贡献巨大,途径之一便是培养进修生。他的经验是,进修要想取得成绩,不能一致对待,要根据进修生的业务水平、进修时间(有半年、一年、两年不等)、进修重点(有全面进修者,也有单独进修制作标本者,还有单独进修制作切片的,目的各异)单独制定进修计划,即所谓“因材施教”。这种办法效果极明显,进修生们后来多成为这一学科的教学骨干。沿海的中山大学、厦门学院、浙江中山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大连水产学院等6所院校全是李嘉泳的进修生教这门课。因为进修生的学习计划都是李嘉泳专门“量身制作”的,所以他们对老师的学问、品行和人格魅力有切身感受,也更感念师恩。

        李嘉泳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良师,其为人为学,都堪称“一代师表”。他平易近人,从不以老师自居,课堂之外,常和学生一起打篮球,一起玩。他关心、爱护学生,经常一字一句地帮学生修改论文。他有一个卡片包,卡片上记载了胶州湾区一百多种动物的性成熟季节、生殖生态、产卵习性、人工授精等资料,这些卡片和建立无脊椎动物胚胎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当学生们要求看这些卡片时,他颇犹豫,但最后还是让他们抄录了——学生们把他几年的积累一下子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有位学生要做一个标本,但冥思苦想仍不得要领。李先生就教他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后来终于成功并写出了文章,却未署老师的名字。起初李嘉泳颇不高兴,但又想到“跟我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写出一篇文章”,也就释然了。有的学生将他的讲义拿去编成教材,部分内容连文字都不改动,他也不追究。当然,学生也真心尊重、爱戴他,很多学生毕业多年仍与他保持联系。一位从事水产研究的资深院士说:“我每有新书出版,总要给李老师送过去,他虽然眼睛不好,但也爱不释手:看到学生能顶大业了,他由衷地感到欣慰。我送书给李老师,不是为了让他看,而是让他看到学生的成绩,有一种幸福感。”

        科研工作也需要抓住时机

        当然,李嘉泳的学术道路也充满了坎坷、曲折。他的研究之路,既受时代的影响,同时又能反映时代。影响中国科学进步的因素主要有三:战乱、运动和新体制下的人际关系。本来,他自中学时就一心一意希望从事科研工作的,后来他到山大,也是去该校的海洋研究所从事专门研究。战争年代的研究工作,困难重重,自不必说。1950年代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每次运动中,都要学习、交代思想,他的档案里有很多运动交代材料。那时候,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在运动的夹缝中进行的。到了“文革”,所有的业务工作都中断了。

        由于种种原因,在“文革”以前,他在海洋生物系并没能建立起一个无脊椎动物胚胎研究的团队,到1980年代初恢复学位制度的时候,他的学科也没有申请到博士点,这些都是制约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2007年,在李先生95华诞庆祝会上,他的一位颇有成绩的学生带着一帮博士生列队给他鞠躬,表态:一定把您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当时,老先生自然是温语鼓励,但访谈时却与笔者说:我五六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做这个事情,到海边甚至到栈桥上都能采很多标本;现在污染太严重了,找标本已经很难,想继承我的事业,受客观条件限制也很难。由此看来,科学研究工作,在很多时候也需要抓住时机。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承平也有30余年,是近百年来客观环境最好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时代,应该取得更多、更大的科学成就。更何况,中国的科学事业任重而道远:科学精神并未在大多数国人思想中确立,在很多科学领域也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近三十年、乃至近百年中国科学不能顺利发展的原因。中国科协启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也有这样的命意在里面。

        李嘉泳先生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捐赠给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供研究之用,他的藏书捐赠给中国海洋大学——他是真正不带走一颗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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