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危机及其成功化解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陕北地区生产只能维系低水平消费需求的状况并未改变，且随着人口非自然快速增长，致“鱼大水小”的矛盾日趋尖锐。1941年征募、采购粮食从1938年的4.5万石猛增至20万石，农民的负担比较重。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对边区停发经费、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形势严峻，一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2页）1943年，为防备国民党“闪击延安”而增加军费和抢季收购棉花，迫不得已大量发行货币，致市场物价暴涨。

    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性质作出准确判断，关系经济决策和措施的取向。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提出进行“适合时宜”的经济改革以推动生产发展方针，强调“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45页）毛泽东立足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将其称之为“经济危机”。次年12月，陈云也确认边区出现经济危机的局面，并肯定发展生产以克服危机的方略，“我们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与国民党当局以加重老百姓负担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前者达到丰衣足食，后者弄得民穷财尽。这两种办法谁好谁坏，何去何从，中国人民自然看得清楚。”（《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9页）

    陕甘宁边区生产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的现实要求发展商品经济，但因于“唯书”影响，当时认为建设共产主义不需要商品经济的思想比较普遍，陈云所说的“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正是当时很多人的真实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决策实施发展商品经济以打破封锁方略。陈云于危难之际受命主政经济，“中心任务是做生意”（《陈云文集》第1卷，第380页）。他敏锐地抓住了发展边区经济的关键，是必须“把东西卖出去，如卖不出去，问题就来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开支很大，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就拿不进来，所以必须发展贸易。”（《陈云文集》第1卷，第383页）

    陈云深刻揭示，不同的经营主体和经营目的规定商品经济的不同性质，提出了“为个人”“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的商品经济和“为人民”的商品经济概念。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也要做生意，也是商人，但前面又戴了“共产党的帽子”，是“共产党的商人”。这是与普通商人的“基本区别”（《陈云文集》第1卷，第375—376页）。“共产党的商人”要发展的是“为人民”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廓清边区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发展什么样的商品经济，为共产党“要做生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陈云认为，共产党做生意要借鉴资产阶级在将商品经济推向极至期间积累、形成的方法，“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方法可以采用资产阶级的。”（《陈云文集》第1卷，第393页）为此就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制度。做生意“我们这些人经验不够，属于大少爷一类的人，不像兢兢业业的商人。要规定一下，买货要怎样，秤要怎样，尺用怎样。要规定条例，如入货条例、出货条例、运输条例、查账条例。分区的负责人要到贸易公司去查账，先把抽屉一拉，翻开账簿，再查他的钱。如果账上是一百二十六万，钱也是一百二十六万，便是对的。如账上存的是一百八十万，钱只有一百六十万，那二十万哪里去了？要这样搞。从前王云五‘整’我们，便是这样‘整’的。”（《陈云文集》第1卷，第393页）二是灵活等价交换。收购出口的土产，“要用做生意的办法，东西要看好坏，不好不要，逼得他们没有路走了，就要提高质量。这个办法可以刺激生产，是大老板的办法。……有点托拉斯的作风，有点财政资本家的作风。这是一个鞭子，不要放下。”（《陈云文集》第1卷，第391页）在边区特殊环境下对外做生意，等价交换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布换我多少盐，不是拿货币来计算，基本上应该以物物交换的比例计算，以物资为标准。”“第二个问题，是处在战时状态，物价高涨，币值跌。国民党是这样，全世界也是这样。战时状态，我们的对策是要经常提高价钱，注意出入口平衡，使我们不吃亏。”（《陈云文集》第1卷，第386页）三是建立经济统一战线。“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能拉拢关系。”（《陈云文集》第1卷，第379页）共产党做生意、拉拢关系，首先有政治眼光，“懂得团结内部，对外同国民党作经济斗争。对内对外的贸易生意该怎样做这一套都要摸熟，要懂得在边区内部怎样做生意，和外面的商人怎样搞好合作，怎样利用外部的商人。……不能简单地反对投机操纵的商人，我们要拉这个力量同我们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对外斗争才有力量。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不应该消灭的都消灭，因为这样就不能团结内部同国民党作斗争。外面的商人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不然对内对外的贸易就搞不好。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懂得党的政策，要照顾到这几项。在共产党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陈云文集》第1卷，第378页）其次对商人、脚夫既要广泛宣传我们的政策，更要在价格上恪守货真价实、讲求信誉，给商人以让价照顾，取消临时性营业累进税，多征过境税，适当增加纸烟税，使他们有利可图，冲破封锁与边区做生意。再次要广泛利用商人的社会关系和国民党内部的各种矛盾，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等等形式的统战工作。四是要机动灵活地开展贸易斗争。如边区运盐季节国民党压价收购之际，我们就筹集足够资金囤积，待彼一无储备时，提价出售。还要利用好价格吸引。边区输入必需品，凡贩好货进口者，在价格上给予优惠照顾，坏货则坚决压价，使之无利甚至赔本。1944年关中新棉上市，国统区价格每斤1100元，我方以2800元收买。高额差价吸引商人大量贩运，就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整排整连参与贩运，有的甚至一天背3趟。时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经理的喻杰曾回忆，在陈云直接指挥下灵活开展的外贸斗争成效极为显著，仅1945年上半年的两个多月时间，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就收进黄金10万多两，“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物资雄厚，边区的金融、市场也很稳定。”（喻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见《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

    在以上正确的应对措施作用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经济危机逐步得到缓解，1944年和1945年，边区对外贸易连续两年出超。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3年下降了1.7％，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3倍，出超19亿（边币）；1945年准备反攻，进口量虽比1943年增加了9.4％，而出口量却是1943年的7倍半，出超34亿，扭转了陕甘宁边区多年来的入超局面，不仅财政收支平衡、用度比较自如，达到了丰衣足食，解决了大反攻开始后大批干部出发的装备、交通等费用，而且还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留下了足够一年用的家底，“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5页》）。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