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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在全球艺术品市场所占的份额上升到3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目前，仅北京地区就有文物拍卖企业106家，全年共举办各类文物艺术品拍卖会239场，北京已超过香港，与伦敦、纽约并驾齐驱，成为领军艺术品交易的“三驾马车”之一。
中国艺术品市场用2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100多年的历程，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艺术品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追名逐利”，各种各样的“名头”经常会代替艺术品本身，成为衡量艺术品价值的标准。
艺术品 何以蒙上“作者头衔”的面纱？
在北京十里河古玩市场，紫砂壶的价格基本都是根据作者的职称制定的：国家高级工艺师的作品售价高于普通工艺师，普通工艺师高于助理工艺师，助理工艺师高于工艺员……就艺术品价格而言，职称职务往往比作品本身更有说服力。
记者：如今艺术品交易也特别多，艺术品市场可谓乱花迷眼。但就艺术本身而言，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艺术品的价值与作者的“头衔”、“名头”紧密挂钩，甚至被头衔左右了。对这样的问题您怎么看？
吕立新：收藏家买艺术品奔着名头大的去，或者艺术家把更多心思放在追求头衔上，这样的问题还是很普遍的，毕竟这样做可以给他带来实际的利益，有的经济利益是非常可观的。前几年就有这样的实例，有些艺术协会里的某些人不惜动用很大的财力跑关系，想办法给自己弄职务，戴上光环。这是整个社会风气造成的，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记者：那么艺术品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吕立新：艺术品不是普通商品，它的价值无法用成本等数据估算，应该是由艺术家的学术地位、师承流派和作品本身等多方面决定的。就我们目前的艺术市场来看，卖画卖得最贵的，基本上也是职务最高的人，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没有“名分”的艺术家在当今年代卖高价其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记者：如果大家都去看重“级别”、“头衔”，艺术家都去追求级别，这对于中国艺术的发展会造成什么影响？身兼数职的“大师”们公务繁忙，怎么保证创作？
吕立新：是啊，大家都忙着去评职称了，哪还有心思搞业务啊。可是评不上职称就没有知名度，没有知名度画就卖不了高价。终于评上职称了，也有了知名度，天天忙着去应酬，更没时间画画了。这是当下的一种怪现象，本末倒置了。当然也有一些老先生，他们没有任何职务，但绘画水平很高，市场价格也很高，现在有更多的人已经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不是去慕虚名。
记者：现在艺术品评价标准是不是完全剥离了艺术性，完全作为一个商品的角度去考量？
吕立新：不用眼睛“看”画，而用耳朵“听”画，听听谁的职称高、头衔大，来决定买谁的画，这样的现象古已有之，我个人认为，这种片面的评价标准是经不起时代考验的。但是完全脱离艺术只看头衔还没有特别严重。大家追名头是有道理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艺术家基本都是在“体制内”，职称评定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整体来说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包括那些很高职务的艺术家，大部分还是代表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选拔领导干部的时候，业务能力是其中一条标准。
目前大部分评出来的大师或领导，都是在一定范围内有很大影响力的人。这体制本身有积极的一面。但最近这些年发生个别艺术家通过拉关系，挖空心思去谋求一个职务，以至于业务水平不高的人也被抬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这样就出现了混乱的现象，良莠不齐，大家很难分辨。
艺术审美 如何擦亮大众审美的眼睛？
在不久前结束的嘉德春季拍卖中，清代宫廷画家蒋廷锡《仿宋人设色图册》以2530万元成交，这件清宫旧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尺寸并不大，但十分工细，超过郑板桥、金农等更有名头的画家的作品。
记者：您说到这种现象古已有之，能从历史角度谈谈，被历史验证了价值的那些艺术品，它们的作者在当时的“级别”、“职称”与他的作品的艺术级别一定是对称的么？
吕立新：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美术史上，那些被后人尊称为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大都是平头百姓。比如我们熟悉的齐白石，他既没职称也没学历，曾经为了糊口用画换白菜。而如今，齐白石作品在全球的销量仅次于毕加索。另一方面，比如宋代的院体画，也有一些著名的大画家，他们社会地位很高，受着“国家”资助，作画不惜工本，艺术水准也很高。作品的艺术级别跟作者的职务、职称、头衔不是对称的。
记者：在古代，书法绘画更多的是文人自娱自乐或者馈赠朋友，没有专业不专业之分，也没有什么美协、书协，这些作品是用什么方法去判定价值的呢？
吕立新：在古代，书画作品并不作为商品，在当时它具有多高的价值很难衡量。作者的职务跟他作品的好坏联系并不密切，毕竟这些东西并不是拿去卖的。包括近代的溥心畲，他最早研习书画就是为了自身修养，后来家境潦倒才去卖画，他的作品现在也有很高的价值。古代的艺术作品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经常被质疑甚至确定是仿品，但由于它的艺术水准已经达到或几乎接近原作的水平，也会卖到几百万上千万。比如齐白石，他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他一生没有为官，但不妨碍他成为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大家。
记者：像您所提到的齐白石，他并不是主流画家，是什么原因让大家认识他？认同他的艺术？
吕立新：这和当时大的社会环境是有关系的。当人们真正从艺术品本身出发去判断，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下，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家才能得到大众的认知。齐白石的成功首先是他自身的因素，他一生勤奋，在艺术的道路上始终执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贵人相助。他20岁开始一边学画一边做木匠，27岁时得到湖南大文人胡沁园的赏识和资助。他8年时间“五出五归”，走遍大江南北，行万里路；又用8年幽居故乡，读万卷书。从这一点上就告诉我们，只要勤奋打下扎实的基本功，不慕虚名一样成功。57岁时，农民画家齐白石来到北京，举目无亲，又是因为艺术才能得到了当时北京画坛领袖、也有很高职务的陈师曾的赏识，后来才有了齐白石的大放异彩。可见头衔、职务都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首先是艺术本身的成功，作品始终是最有说服力的。
记者：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也很需要仰仗那些“有职务”的大家的帮助才能成功，这是不是也会让他们不得不去追求头衔？
吕立新：任何艺术家，或者任何领域的人要成功都很需要贵人相助。比如徐悲鸿当时就是直接去办公室找到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看画，傅增湘看徐悲鸿的画特别好就把他派到了法国去留学。
记者：如何改变以上所提到的问题？
吕立新：这很难改变。徐悲鸿最早的时候非常穷，后来康有为看重了他的才华收他为徒。有康有为这样的老师，也相当于有了“名头”，这才有了后来的他到北京见傅增湘的事。对于艺术家的身份，大家追名头是有一定道理的。齐白石刚到北京时谁也不认识，他去参加一个聚会，没人理睬非常尴尬。这时候梅兰芳走进来，看到他马上迎过去，称之为老师，毕恭毕敬。梅兰芳当时是非常有名的，这下人们才认识齐白石。可见当时社会也是很看重名头的。
记者：您所在的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在对艺术品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会考虑到作者头衔么？占多大比例？
吕立新：会有，占一部分吧，当然我们肯定是会先看作品。艺术家的作品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所谈的这种不好的现象，就是给艺术品附加的东西太多。比如一张画，送到航天飞机上围着月球绕一圈，拿回来大肆宣传，这叫炒作。绕月球和不绕这张画有什么区别么？对艺术本身没有任何影响，但现在炒作成了普遍现象。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深层的问题，中国老百姓鉴赏艺术品的能力比较差，我们对艺术品的认知时间太短，接受的美育教育又太肤浅，所以缺乏那种完全凭着自己的眼睛去判断艺术品的能力，那自然地选择去看作家的“硬件”——职务啊，头衔啊。
记者：如果这样的炒作越来越严重，会不会产生人们越来越看重名头，艺术家也不去钻研艺术，越来越追逐头衔这样的恶性循环？
吕立新：我觉得不会，这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现象。中国艺术品市场开放的20年，正是乱象丛生的一个阶段。比如以前天安门挂过的一个红灯笼，当年曾经拍出一千多万，这放在现在是不可能的。过去经常炒作的比如一饼普洱茶或者一盆兰花能卖几十万，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今天我们还有人买么？这说明大家对艺术品识别的能力提高了，我们的眼光提升了。鉴赏艺术品是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大家认识美的能力是逐步提升的。今天人们看重名头、虚名，如果我们人人都有发现美的眼睛，都有识别艺术品的能力，那肯定更看重艺术品本身。可能过个十年，当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对艺术品评判的标准，形成完整的体系之后，当我们喜欢艺术品的人真正都有了慧眼、慧心之后，我们还会看重虚名么？其实改革开放后，很多艺术家都是自由艺术家，没有职称也没有头衔。
记者：那就目前来说，艺术评估是否越来越起到一个“正视听”的作用？
吕立新：对，是一个引导。另外从政策上来说，国家应该设立艺术品评估的体系和标准。这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较差。
记者：这方面您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些建议性的意见？
吕立新：当然。我们想让目前这种现象逐渐消失的话，需要提高全体老百姓的审美眼光，这就需要各方面，包括主流媒体的正确引导。社会需要艺术教育，很多喜欢艺术的老百姓缺乏这样的渠道，不知道以什么标准评判艺术品；从国家机构来说，建立艺术品评判标准是解决艺术市场混乱的根本性做法，这是非常艰难的。但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包括艺术家的学术地位和声誉，艺术家在美术馆、双年展等展览的参展历史，艺术机构代理此艺术家的历史，艺术家的出版、著录，艺术家的个人藏家或机构藏家记录以及此艺术家的画廊价格与拍卖价格等等。
艺术品 评估体系怎么建立？
近现代的一些画家，如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人的作品往往卖到几亿元，而历史上的一些名家作品反而会低得多。2010年高古摹本王羲之《平安帖》以3.08亿元成交，而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则卖出4.255亿元高价。
记者：您提到艺术品评价的标准，近几年一些近现代的作品价格超过了古代的作品，这样的现象正常么？
吕立新：艺术品的价值评估标准是非常复杂的，这也是将来设立评价体系遇到的很大的困难。首先是真伪问题：近代的大师作品卖得好的原因是明确知道是真品，不管是文献记载或者家属认可，与古代作品相比，它的真伪我们容易认知。第二，艺术家价值的差别不是名头的差别，而是艺术品单件作品的差别。比如李可染曾经学习过石涛，那李可染艺术创作的巅峰之作、代表作的价值肯定是超过石涛的一件普通作品的。小名头作家的好东西一定大过大作家的一般东西，这是普遍规律。近代与古代的界限只是现代人区分的，考虑艺术品的价值，应放在整个美术史上宏观地去看艺术成就。
记者：与普通老百姓从尺寸、年代等标准进行评判相比，您说的标准可能正是大家缺乏的认知。普通人究竟应该怎么正确评价艺术品？或者说应该买什么样的艺术品？
吕立新：确实，现在很难看到教给大家怎么正确进行艺术品投资的书。我认为，第一，买好艺术家的作品。所谓好艺术家也就是艺术成就高，经得起时间检验，在美术史上有一席之地，公认的优秀艺术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判断什么是好艺术家，你就打开近十年的拍卖记录看一看，场场不落的艺术家肯定是经久不衰的。第二，买精品。艺术品精品肯定是具有长久生命力和较高的市场价值的，尽可能买最好、最精的。宁可买小名头艺术家的精品也不买大名头艺术家的次品。第三，买被市场低估的老艺术家作品。比如黄宾虹，他在世时的画不被大家认识，基本都卖不出去。他去世五十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左右，他的画也只卖几万元。但他是和齐白石齐名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师，我们对艺术家的认知过程也是需要时间的。另外，买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就相当于潜力股。最后，买自己看得懂的，够得着的。一方面是自己财力够得着，另一方面如果你在北京，就尽量买京津画派的，在这个环境中你能看到真迹，不要心血来潮买平时真迹都看不到的比如岭南画派的。
记者：“身后之名”的现象很多，像您说的，我们对美的认知，审美眼光的提高还需要时间。
吕立新：是的，挖掘被市场低估的艺术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掘金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西方甚至台湾地区都做得比我们好。像老一辈油画家常玉，就是台湾地区把他的艺术价值整理挖掘出来的。其实像这种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艺术家还有很多。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审美能力，那么什么是“审美的眼睛”？吴冠中认为艺术是表达自身独特感受的方式，我们在看艺术品的时候是否应有一个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标准？
吕立新：其实艺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很难用统一的标准给大家做结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像直到今天仍有人在骂齐白石。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有标准的，无论是绘画还是工艺品，是有技术含量的，也就是作者的基本功。现在有些人追求尺寸奇大，或者造型奇怪的哗众取宠的东西，但绘画的技巧、技法是不是扎实，这点大家应该能够判断。所以青年艺术家应该不管有没有名头，都耐下心来苦练基本功，艺术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普通老百姓也应该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才能提高审美能力和认知水平。
记者：普通老百姓具体应该怎么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呢？现代社会环境对于老百姓的教育或者熏陶可以说是混乱的，有没有可能把整个社会审美取向转向正确方向？
吕立新：这就是慢功夫了，美育教育是几代人或者一个民族应该做的事，是一代一代融入血液的事。我们也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经济上去了，美育教育反而下降了？这和引导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媒体、网络、社会的主流文化倡导什么？孩子在教育中得到什么培养？打开电视就是婆媳之间打架，换个频道又是宫廷勾心斗角，可不社会就变成这样么？光是口号上强调高雅是不够的，正面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是需要一点点积累的，可是反面的东西接受起来却很快，第二天就满街学。那么主流媒体、主流文化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里？我们应该呼吁社会建立积极的、正面的、让大家欣赏真正美的美育教育，提高欣赏美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当真正形成这种能力和标准时，那些慕虚名、看名头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本报记者 殷燕召
本报通讯员 贾彩彩
人像摄影：本报记者 杨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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