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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跨入老年，对儿时的回忆是情有独钟的。童年的无忧无虑、烂漫天真无疑是成年人无限怀恋的。人在走向社会以后，许许多多的矛盾事、烦心事接踵而来，整日会陷入一种利害关系的策划、平衡、比较、趋避。从这一点来说，童年生活是每个人逝去的不可重复的乐趣。那些扣人心弦的记忆，会伴随一个人走完一生。
防空洞
我的童年是在重庆市度过的。那是一座美丽繁华的山城，人口稠密，物产丰富，风俗文化十分富有特色。我离开它已经整整五十多年，但许多记忆历历在目，那陡峭的市街、宽阔的江流、凸凹的石阶、喧闹的茶馆、熙攘的码头、诱人的麻辣、高调的川剧、独异的方音……
我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几百万兄弟姐妹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千千万万百姓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历史时刻来到人间。应该说是生不逢时。
我父母的原籍是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事变，全家随父亲的工作机关南撤至北京。“七七”事变又撤退到汉口。此时的兵荒马乱已不允许我母亲和三个姐姐再随父机关逃难。母亲只得和父亲含泪分别，带着三个年龄尚小的女儿，投亲告友，转道香港回到东北沦陷区，父亲只身乘船逃难到重庆。两年以后，母亲不忍妻离子散的局面煎熬下去，又带着三个姐姐南下寻夫，冒着生死考验闯封锁线，终于在重庆团聚。我的出生正是这“八年离乱”的活生生的见证。父亲给我取名“复威”，其意为：恢复中华民族的尊威。
我在重庆长大，虽然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欺凌，但恐怖的战争噩梦在我幼小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依稀能有些记忆的就是日机狂轰滥炸时人们蜂拥一般奔往防空洞躲避。那时节家家的玻璃窗都贴满了纸条，晚上有灯火管制，探照灯不停地在夜空中游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尖声刺耳的警报一响，人们顿时惊恐万状，就近急寻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身。我那时尚幼，总是大人们轮流抱着、背着跑防空洞。洞内昏暗潮湿，人们就地挤坐着，默默谛听着、叨数着地面上的爆炸声，瞪着一双双恐惧的眼睛向上呆看着……
有那么一次，黄昏时分，家人们正在一起吃晚饭，我独自在另一间屋睡觉。警报骤响，人们惊恐地带上各种平时备好的包袋去躲防空。慌乱之中，竟把我给遗忘了。没跑多远赶快折回来，一推门，竟发现床上没有人。大家焦急地寻找，才在写字桌下面发现了我。一看大家气乐了。我干什么呢？正躲在桌子底下偷吃零食，旁边摆着饼干盒和糖罐，脸上还神秘兮兮地笑着……
残酷的战争在持续着。作为大后方的重庆人民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捐金献银，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日子已经过得十分窘迫的重庆人民节衣缩食、翻箱倒柜，把一点点积蓄，把先辈世代相传的宝贝都拿出来了。全市设置了无数的捐献站。偌大的捐献箱用彩纸糊着，上面画满了飞机大炮。一些青年人用铁皮卷成的话筒高喊着激动人心的演词，声音已渐渐嘶哑了……那时我才两三岁，多次随姐姐们挤在人群中看热闹。
一次，父亲要去捐钱，我执意要父亲带着我去。走到木箱前，父亲把我抱起来，将一枚小小的金戒指放在我手中，示意我将它投进箱口。我照着样子做了。当我转过身来不好意思地将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时，我听见了一片掌声……这无疑是我一生中赢得的首次掌声，难忘啊。
更令我难忘的是1945年8月的一天，父母带我去看电影。后来听大人说那天放映的是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的纪录片。我在父亲的怀里睡着了。等我被吵醒睁开眼，发现影片中断放映了，电灯全部大亮了。影院的扩音器里非常激动的声音吼道：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好消息，小日本已宣告无条件投降了。人们再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纷纷跑到大街上。一看，嚯！人们全跑到大街上来了，高呼“胜利了”，“胜利了”，叫着、跳着，互相庆贺着。认识的，不认识的，彼此拥抱叫唤，表达出一个民族在十年凌辱之后得到解放的狂喜。所有的食品店都把店门大开，免费拿出烟、酒、点心、糖果招待人们。
我，一个四岁的孩子被这个场面震呆了。人们为何如此高兴？父母拉着我的手往家奔，我却拽着父母的手往另一个方向的店铺里钻。父母抬头一看，啊，原来那儿正在抛扔糖果。唉，真是不懂事的孩子，还惦记着吃呢！
劈甘蔗
重庆是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点。有这两条江装扮，重庆显得滋润、水灵多了。
记得我第一次去江边时只有两三岁。宽阔的江道上船来船往，一片繁忙。我人小个矮，几乎望不到对岸是什么样子，黄昏后的轻薄雾气使远处茫茫一片。我脚下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鹅卵石。有大有小，色彩斑斓。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石滩上，如果仔细寻觅，可以找到形状和色彩非常特别的石头，颇有玩耍和收藏价值。小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好玩，用四川话说，捡鹅卵石，有耍头。
我脱了鞋，光着脚丫子，在石滩上跑东跑西，捡这捡那。看着这个，瞅着那个都舍不得，手忙脚乱，顿时觉得两只手是绝对不够用了。一会儿两个小裤兜就装满了石头。我又赶快把小衬衫脱下来，摊在地上，做成兜子装石头，不一会儿也装满了。怎么办？还有这么多漂亮的石头。我着急了，急得团团转。我还发现一个大大的石头，形状像个圆饼，通红通红,可爱极了。可我一试，拿都拿不动。我站在石滩上，望着无边际的石头地，这么多哇，怎么办？什么也顾不上了，就哇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大人们忙跑过来，问怎么了，我焦急：“这么多，咋个带走嘛？”大人们笑了，我接着号啕大哭……
那个年代，孩童之间有一个“劈甘蔗”的游戏，十分有趣，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甘蔗是中国南方非常流行的水果。尤其是夏秋季节，遇上风调雨顺，整个重庆市处处有卖甘蔗的，孩童们几乎人人都吃甘蔗，真可以算是重庆的一景。许多水果摊上还备有一种比较原始的“榨汁机”，把甘蔗剁成两三寸长的样子，并排码在上下两块铜板之间。然后猛拧转把，铜片越来越靠拢，将汁榨出来。盛夏时节，重庆酷暑，口渴难耐，在果摊上榨一杯甘蔗水喝，真是清爽可口，永生难忘。
孩子们得到的零用钱十分有限，独自买一根甘蔗往往是不够的。怎么办呢？几个孩子把钱合起来可以买上一根。然而怎么分配呢？于是有孩子想出个有点赌博意味的游戏：劈甘蔗。
所谓“劈”，就是用一种削甘蔗的刀，月牙形前尖后宽，轮流分次劈甘蔗，谁的技术好，劈的多，谁就分得多。劈的人不许用手触摸甘蔗。让甘蔗一头着地，一头用刀尖将之稳住。然后将刀尖离开蔗头，迅速用刀劈向甘蔗，这样会将甘蔗皮削去一截，有一个明显的印痕。从印痕处将甘蔗割下来，这一截就归这劈的人享用。这样玩的结果是，有人劈得长，有人劈得短，有人根本没劈上，有人则从头到根一劈两半。这样分出了胜负输赢。胜者，得意洋洋地大嚼甘蔗，吃得津津有味；败者花了点钱连甘蔗味也没尝到，看着人家吃直咽口水。
这劈甘蔗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把要劈的甘蔗拿过来，从一头分别用手掌握住，一个挨一个，轮流握向另一头，谁刚好握到这个端点，就归谁先劈，其余的依次类推。应该说也算公平。
那时，我尚属年幼，没有资本也没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游戏，只能挤在人群缝中瞧热闹。遇到精彩的刀劈，我也放开嗓门跟着人家起哄……如此而已，看着人家大嚼甘蔗嘴馋了，赶快跑回家找大人要点钱去……
每逢江边水果船赶集的日子，我们总是全家出动，背上两三个背篓，去购买价廉物美的新鲜水果。
四川是一个盛产水果的地方。一到水果季节，满街的水果摊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几乎家家桌上都摆放着堆满水果的竹篮或果盘。买水果是不论斤两的。摊主将水果按质分好堆。这堆多少钱十个，那堆十个多少钱，任顾客挑选。
一到江边，可以看见停放着一排排的木船，船舱里堆满了水果。船主就站在上下摇晃的船帮上吆喝着，兜揽生意。在江边批发是按背篓的大小，讲多少钱一背篓。水果实在太多，太便宜，船主害怕水果放坏了，总想尽快脱手。
有的船主批发的办法非常特别，也很有趣。橘子皮是药材，收购价比橘子贵得多。卖主就想出一个主意，在他那儿交很少一点零钱，可以随你吃个够。但有一个条件，自己剥皮吃，吃完了皮给他留下。
一个花白胡子的老船主主动招呼我们上船买水果。他走到岸边将我一提就放到了船帮上。“小娃儿，你可以撑破肚皮吃，不收钱。”后来，姐姐告诉我，我在那儿吃得肚子痛了。这免费的吸引力对孩童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以后的几十年，我再也没遇上过这么好的机会。长大后，也品尝过无数水果珍品，但似乎都没有那一次吃的香甜，吃的过瘾。
厉家班
我父母都是京剧戏迷。即使在那些国难当头的艰苦日子里，他们也常常抽暇苦中作乐，千方百计设法欣赏一出喜欢的剧目。40年代的重庆正好有一个著名的京剧团常演不辍，这就是名声远播的厉家班。厉家班原来一直以天津为根据地，日本入侵后，逐次撤退到大后方的重庆。以后，一直在重庆演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搬回天津。厉家班当年在重庆有专用剧场，演出颇受欢迎，上座率极高。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年龄尚小，看戏不占座位不购票，父母一外出看戏总把我带上。说实在的，绝大多数戏目对我来说可谓戏深难懂，只是看看热闹罢了。尤其是舞台上一出现大段大段的唱段时，我就极不耐烦，心里嘀咕，快下台，快下台。有时索性独个到外面买冰棒吃去了。最吸引我的恐怕就是厉慧良主演的《西游记》了。厉慧良超群的武功自不用说了，他们还运用了不少现代灯光设计和杂技动作穿插其间。人做的梦居然用一段电影现场播出。唐僧骑的白马是用真马上舞台。这匹马肯定训练有素。在强烈的灯光下、喧吵的捧场声中，它稳稳当当，丝毫没有乱了方寸。孙悟空翻空筋斗云也是从观众席二楼拉一条绳索，人一边唱一边顺索滑下，剧场内活跃异常，热烈火爆。
只有演猴子戏时，我才是目不转睛地看得认真投入。我的脑袋瓜总在想：我要有孙猴子那点本领该多好，想吃什么变什么，想要什么来什么，老孙天下全不怕，谁敢惹。一次演戏过程中，我钻来钻去竟误进了后台。这里面可太神秘了。我探头探脑，正好遇上一个猴狲，他问我：小孩，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赶快扭头往回跑。这个孙猴儿，像是厉慧良，可刚演的真假猴王，这厉慧良，是真是假……
有一次，我跟父亲去嘉陵江玩耍，走累了，坐在一块大石上休息，望着江上的船只来来往往。过了好一会儿，看见一排八九个人顺着江边走过来，身上系着粗粗的绳索，弓着身，弯着腰，头几乎要碰着前方的地面，十分艰难地朝前缓行。近些了，再仔细一瞧，才看见离他们几十米远有一只木船行过来，他们身上的绳索连着的另一端是船上的桅杆。我挺奇怪，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只好问父亲了：
“他们在搞啥子？”
“他们是纤夫，在拉船。”
“他们咋个不坐船，拉船搞哪样？”
“船往上游走，是逆流而行，靠风帆已经不行了，只得用人力了。”
父亲的解释太高深了，我似懂非懂。
这时，拉纤的人群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才看清这八九个人是清一色的男人，年纪大的已经花白胡子了。有一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娃儿光着身子也在使劲地拉纤。他们衣衫破烂，有的补丁摞补丁。裤子下摆都成了一条一条的。他们面目黎黑，手在使劲地攥着纤绳，嘴里还在吃力地呼叫着什么……越来越近了。离我们也就十多米了。我看见那个孩子突然立起身，眼睛直盯着我。我向他笑着摆摆手。他没有回应，没表情……
“我去帮他拉。”说着就要跑过去。
“傻孩子。”父亲阻止我。
“他怎么不穿衣服？”
“也许是天热吧。”
“他咋个不上学？”
“穷。”
“咋个要穷嘛？”
“……”
“我们穷不穷？”
“有一点穷，不算太穷。”
“咋个搞的，人不一样噘哟。”
“……”
没有得到像样子的答案，我撅着嘴嘟嘟嚷嚷。我看见，父亲的脸也很阴沉……
李复威 原籍辽宁沈阳，生长于重庆。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专著《新时期小说的嬗变与拓展》、《新时期文学面面观》、《摘下兽与鬼的面具》，主编《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丛书等。现旅居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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