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的重要性及难度

    1979年，在中国学术研究的春天刚刚到来之际，吴于廑先生在武汉大学成立了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先生将这两个世纪看作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一方面表现为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封建农本经济发生松动，开始向商品化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与此相伴随“基于农本经济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相闭塞的状态，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在此过程中，欧洲的变化尤为重要。它率先从农本到重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并由此拉开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序幕。欧洲率先变化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持续至今，因此，“不研究15、16这两个世纪亚欧大陆东西方变化的相同与不同，就难以理解400年来的世界，也就难以理解世界的当前”。

    吴于廑先生的观点集中反映了中国世界史工作者的志趣：重视重大理论问题，重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尽管30多年过去了，先生开创的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并未过时，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该选题的重要性愈发彰显。但是，要将对重大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的探讨建立在历史学严格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并非易事。就欧洲史研究而言，由于我们起步较晚，基础薄弱，难度更大。在我们看来，充分了解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同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按照西方学者的历史分期，15、16世纪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即中世纪和近代。这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个人研究兴趣的影响。兰克研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著述颇丰，涉及的范围也较广，但他用情最深、着墨最多的是16、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史。当根据兰克“科学的”史学原则创办的历史学科在19世纪晚期的德国大学出现时，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成了区分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主要标志。这种历史分期很快被欧洲其他国家所接受。克莱顿在为20世纪初年出版的《剑桥近代史》撰写的“导言”中，专门讨论了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他认为近代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样一种阶段的产物——对于它今人不再感到陌生，我们懂得时人所使用的语言，所追求的理想，以及表达思想的方式，并对他们遭遇到的困难感同身受。按照“熟悉”的标准，中世纪和近代的区分是在15、16世纪之间。在此期间，欧洲人的心态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在外在事物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可将中世纪与近代明显区分开来的重大变化——民族国家的兴起、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

    克莱顿承认任何历史分期都带有随意性，但他认为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这种分期是必须的。按照以上标准，1500年左右是划分中世纪和近代最便利的时间，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等“划时代”事件大都发生在此期间。依据这种划分，1500年前后的欧洲史变成两个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此前还有古代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森严，以至于任何跨越这两个时段，或“混淆”这两个时段研究内容的尝试都会被视为不够专业的，非科学的。

    历史分期有助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化，这不仅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即使放在今天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以“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为划分标准的分期，往往会给对某些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带来不便。事实上，这种不便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对文艺复兴的处理。文艺复兴是从14世纪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很难被纳入到中世纪和近代分期的历史框架之中。《剑桥近代史》和《新编剑桥近代史》的编者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似乎颇费周折。《新编剑桥近代史》将“文艺复兴”作为第一卷，但在标题后附注了时间“1493至1520年”，可见，《新编剑桥近代史》中的“文艺复兴”并非文艺复兴的全部。事实上，它只包含文艺复兴传播到西北欧、西欧用近代本民族语言写作开始的这一段时间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编者在长时段的文艺复兴和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划分中找到了某种平衡。

    对中世纪和近代严格区分的不满一直存在，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应将英国近代国家的开创从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向前推到约克王朝的亨利四世。但有意打破中世纪与近代壁垒的尝试还是较晚的事。1998年麦金托什出版了《控制不良品行：1370至1600年的英国》，在这本书中她对近代早期史学家特别关注的社会性规制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按照近代早期史学家的观点，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性规制大大加强，他们沿用时人的说法，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风习改造”。他们认为“风习改造”的动因部分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部分来自清教思想的影响。但麦金托什根据对地方档案，特别是基层法庭——领主裁判庭档案的研究，发现该现象早在“黑死病”大暴发之后就已经开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直到17世纪末达到高潮。她不否认16、17世纪中央政府介入的影响，但认为更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地方，特别是乡村中富裕农民的主动性，他们往往不等上级政府的指示就自己采取行动。麦金托什主张将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为此，她将研究重点从中央转向地方，从国王、社会上层精英转向普通民众，因为越是贴近底层的历史越能反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2005年，克里斯托弗·戴尔教授出版了《过渡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指出过去以1500年为界的过渡问题（即从传统向近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研究是误导的，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中，中世纪只不过是近代进步和变化的反衬。事实上，戴尔根据他多年的实证研究，包括对田制、建筑物的考古学研究，指出中世纪并不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落后，1500左右及其以后在英国发生的变化，如商业化、消费主义等都可以在中世纪找到先例；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由于领主对农民的驱赶，而是由于中世纪晚期以来农民内部的分化。因此，他提出要打破中世纪与近代的界限，用长时段的视野和研究方法考察英国的过渡问题，在他看来，这种过渡至少从中世纪晚期持续到整个近代早期，即从14世纪晚期到18世纪中叶。

    但是，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赞同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欧洲历史做长时段的考察，他们担心这样做会造成对研究对象无限制的前推后延，以致淡化研究对象本身；此外，此类研究能否有效实施也值得怀疑。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在我们看来资料问题就是一个不小的障碍。首先是资料阅读，中世纪的档案主要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研究者需要经过专门的语言训练，即使是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它们同近代本民族语言仍有区别；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后的档案主要是用近代本民族语言写成的，但书写远不如中世纪规范，特别近代早期的手写体，非常难以辨认。其次是资料的连续性，我们研究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主要资料来自修道院庄园，那里保存的完整的庄园账簿尤为珍贵，可进行统计分析。但由于宗教改革解散了修道院，这种珍贵的资料来源也随之消失。虽然还有其他资料可用，包括近年以来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的考古学资料，但像庄园账簿那样能够进行统计分析的经济史研究资料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能够找到。

    由此可见，吴于廑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研究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前瞻性。他还在《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文中，探讨过欧洲率先变化的原因，这与近年来西方学者对过渡问题的长时段考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由于先生过早仙逝，他所开创的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未能很好地继续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大损失。如前所述，该研究的难度很大，仅凭个人之力远远不够。在欧洲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国内从事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研究的学者大大增加，从事研究的条件也大大改善，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开展一些合作，很有可能将吴先生开创的研究推向深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