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新纂

 《中国经学史》的编撰理念

    经学特指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文本形成、传承、流传、诠释，以及经世致用的一套学问，是维护华夏民族统一性和稳定性的知识体系、价值原则和意识形态。常言说：“皓首穷经”，经学研究异常艰难，如何编写好一部经学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课题。

    编撰《中国经学史》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学者研究哪一经，要先通那一经的文本。所谓“通”，是要了解那部经在历史上的主要注疏内容，并建立起一种“正见”。关键在多读历代经注经解的原著，不盲从某些现代“名家”的今解今说。如《易经》，从古到今的解释天差地别。像《明夷》卦，按通常的解释，此卦离下坤上，离为明，坤为地，明入地下，谓之“明夷”。此卦九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按宋儒的理解，是说箕子自晦其明以事商纣王，而内守贞正之道。但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将“明夷”解释为“鸣雉”，一种善于鸣叫的野鸡，“箕子之明夷”，是箕子上山捕获一只“鸣雉”。这就是“天差地别”的解释。当然，关于《明夷》卦，还有其他种种解释。

    中国经学史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史、思想史，也不同于一般的学术史。中国经学及每一部专经都有各自的“问题意识”。课题的研究重点就是要探讨中国经学的各种“问题意识”。以春秋公羊学为例，在汉代，为什么春秋公羊学那么重要？公羊学中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就是“三科九旨”，“三科九旨”提出的过程是怎样的？这就是“问题意识”。如果不是这样，《公羊传》中的话每个地方都去解释，那就是“汗漫无归”。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经学中有些“问题意识”已经过时，比如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再讨论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材料就那么多，孔子是否曾删述六经，赞成的和反对的都依据同一批材料，争不出结果来。如果我们再去重复前人的讨论，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有必要变换切入的角度。新编《中国经学史》设计了一篇《传统之源》，虽然也是论述孔子和六经的关系，但“问题意识”不一样了，切入角度也变了，转而探讨孔子传述六经后对后世的价值指导意义。设计此章也在于纠正自胡适以来的一种错误的哲学史编撰理念，即哲学史从老子、孔子写起。蔡元培给胡适的书作序说是“截断众流”，这在那个时代有其意义。以后学者概括中国哲学史，是用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来概括。而冯友兰的概括只有先秦至《淮南子》的子学和汉武帝以后的经学的“二分法”。我们认为，先秦子学之前还应有“六经”之学。如果用“二分法”，可将中国思想史概括为“原典”之学与后世经学，这样可能更准确。原典之学，既可包括“六经”之学，也可包括诸子之学。清末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倾向，就是要把“经学”转化成“史学”，或者把经学分解为文学、史学、哲学。现在，我们希望以中国经学自身的“问题意识”为中心，让“经学”返回“经学”，接近乃至恢复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本来风貌。

 《中国经学史》的编写构想

    《中国经学史》和《中国经学思想史》是两种不同主题的书，写法不一样。经学思想史注重价值和意义，经学史注重文本的诠释与传承。历史上有一些经典注疏偏重资料的翔实，而不重视诠释的出新。比如说卫湜的《礼记集说》，保存了古代解释《礼记》的许多资料。我们写经学思想史时，因为注重研究价值和意义，对这类偏重材料类的书大多略过。现在撰写经学史，主要强调文本的诠释和传承，这些书就不能不加以研究和介绍。因为这些书为文本的正确解读提供了很多资料，从文本的角度说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们在《中国经学思想史》里没有详加介绍的，可以放在这部书里来研究。与此类似，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正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等，我们都要注意研究，给予交代。

    研究经学，有两位学者的话最具指导意义。一位是台湾学者徐复观，他说过，以前的经学史著作成了无生命的化石，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必须把那个时代所了解的经学意义作郑重的申述，他称之为“经学思想”。我们已经出版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正好与其思想吻合。另一位是梁启超，他总结了乾嘉汉学之后，说那是浪费人的生命，今后的经学史应该另辟一条新路，“用一种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用一种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梁启超是位学术大家，但他关于经学史的写作还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设想，我们能不能实现他的想法呢？

    回顾两千年的经学历史，许多参与注经、解经的学者，都是“知识精英”，如朱熹、王阳明、王船山，为什么他们呕心沥血要做这件事，这里有哪些思想智慧？通过研究我们要把它们发掘出来，使读者看了觉得有启发、有收获、有趣味。新编《中国经学史》希望使读者能有如下感受：喜欢读，长知识，提高境界，做学问的入门书。能做到这几条非常难，因为我们的经典比较抽象。《春秋》强调的是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需要学者逐字逐句地解释。怎样让新编经学史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是一个大课题，要求作者既要了解经典本身的内涵、价值以及深层的东西，还要用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语言表达出来。

    研究经学还要注意社会政治背景。比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派差异，就映射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今文经学往往跟政治关系紧密，目标是解决政治问题。凡是今文经学很盛的时候，都是政治要求改革的时候，汉代如此，清代亦如此。古文经学则更偏重追求历史的本真，不甚强调经世致用。由此形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径。今天，我们研究经学史，就是要致力于把经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和动力讲清楚。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史”首席专家、湖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