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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6月05日 星期二

    革命者的本色回归

    钱振文 《 光明日报 》( 2012年06月05日   07 版)

        宁敬武执导的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我们再述了一个似乎是耳熟能详的故事,主人公江竹筠就是我们通过种种媒介早已熟知的江姐。但把江姐改成江竹筠,置换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在过去的各种文本中,江姐被逐步塑造成为一个成熟老练、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的代名词,而江竹筠更意味着一个被还原到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当中的普通女性。《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时代女性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一步步成长为革命英雄的故事。

        《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讲述的是江姐的故事,但不再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在渣滓洞中勇敢坚决、慷慨就义的英雄江姐的故事,而是一个普通时代女性的成长故事。故事是从在孤儿院小学读书的江竹筠开始的,年轻、帅气的小学老师丁挠夫引导江竹筠认识和理解了革命组织,然后是在南岸中学读书时的江竹筠在共产党人戴克宇等人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核心部分是江竹筠受命和共产党员彭咏梧假扮夫妻开展革命工作,在共同的生活和工作中俩人逐渐产生了浓烈的感情,最终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妻。《红岩》中所主要描述的监狱斗争和最后的壮烈牺牲在这里只是一个简短的尾声,因此整个故事很像是与《红岩》首尾衔接的《红岩》前史。在《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中,友情、爱情、亲情与革命激情有机地融为一体,实际上,这些看似平凡的私人感情并没有影响江姐形象的崇高性,相反,正是各种美好的感情和际遇的启蒙,把江竹筠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疏离开来。实际上,革命者的崇高性不是仅仅体现在生死攸关的那些危机关头,从他们决定性地跨进革命生涯的那一刻开始,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和过去的普通日子断裂开来,开始笼罩上一层诗意的光辉。但在过去的创作中,为了维护江姐的英雄形象,人们过多的强调了江姐身上的所谓党性,把人物的理性能力人为提高到一个很不自然的高度,这样,虽然树立了一个高尚的形象,但是与普通受众的感受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把英雄人物还原到了相对平常的生活情境,给我们提供了革命英雄优美的一面,最终,在看完电影后,观众会得出结论,革命本身就是优美的,同时也是崇高的。从结构上看,整部电影都在给我们呈现革命者浪漫的诗意人生,而有意回避带有悲剧意味的酷刑和杀害,对这部分“惨不忍睹”的内容,如彭咏梧在乡下被杀、江姐在渣滓洞受刑等,导演巧妙地把在以前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形象用木刻动画的手法含蓄地加以表现。

        电影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即故事的叙述者何理立,有关江姐的所有故事,她都是见证者和参与者,而所有她们的故事,都是从晚年的何理立和他丈夫仲秋元在北京寓所的讲述开始的,这让观众产生了很大的亲切感。的确,时隔几十年,不必说渣滓洞刑罚的残酷,就是革命这件事情本身对如今的年轻人都会感到陌生,所以电影通过多种手段让观众从过去回到现在。除了何理立老人在寓所的讲述,电影在最后还让江竹筠和彭咏梧的扮演者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出现在重庆街头,怀着崇仰的心情参观著名的解放碑。此时,人们相信,革命者对美好的憧憬和对信念的坚守就一定会变成新鲜的营养,注入到当代青年的血液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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