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5月31日电(记者王斯敏)“父亲一直觉得自己还能为红学做很多事,但身体不允许,还是带着遗憾走了。”电话那头,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声音低沉。31日凌晨1点59分,周汝昌先生在家中溘然辞世,享年95岁。逝世前,老人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把生死看得很淡,什么都不愿麻烦别人,唯独对《红楼梦》始终放不下。”周伦玲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老人身体十分衰弱,进食很少,长期失眠的痼疾也一直折磨着他,但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精神稍好便要求再读红楼、口述文章。周伦玲手中还留着老人5月23日口述完成的一部书稿大纲:《梦悟红楼》,这是周汝昌近年来不断重温《红楼梦》的产物,可惜如今只能留作纪念。“他总说自己又有新感悟、新想法了,要抓紧写出来,我们都帮着他记录、整理。”周伦玲说,老人常常一夜不睡,第二天一早便口述出一篇文章,思路非常清晰。儿女怕他太累,常常阻拦,他还生气,“不让我写文章,我还能干些啥?我头脑好着呢!”
作为本报的老朋友、老读者、资深作者,周汝昌先生对《光明日报》始终怀有深情,时常有新作在本报首发。据周伦玲介绍,今年上半年,老人又曾口述文章嘱咐她给光明日报,未料还没来得及整理发出,老人便已离去。
周汝昌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好友、后学纷纷表示悼念,周伦玲的手机一整天都处于通话状态。农民日报记者、作家王景山悲痛不已:“周老身体一直不好,就靠一股子精气神支撑着,黑白颠倒,只为‘红楼’。他是我们做人治学的楷模。”红学家邓遂夫称周汝昌“将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正如他曾经自称的那样,“为芹辛苦见平生”。红学家梁归智则表示,周汝昌不仅是位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的逝世是中华文化的损失,“老人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精神和研究方式仍将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