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片温暖的湖泊

    我和汪老曾有较多的接触。我们《十月》杂志编发过他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露水》以及散文《萝卜》、《烟赋》等。我和汪老一起到南方采风，到湖南娄底讲学，在怀柔水库、中华文学基金会开会，我还到他蒲黄榆的家里拿过稿子。我和汪老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91年4月红塔山笔会期间，俩人共住一室达半个月之久，我面对面地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终身难忘。

    汪老对我说：写作就是写语言。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好比河中的流水，切不断，割不开，互相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他年轻时写的作品都能背出来，因为作品的语言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记得《沙家浜》剧本在传阅过程中，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团里领导和打字员急得团团转。汪老安慰他们，叫他们放心，不要着急。然后，他坐在打字机旁，将这场戏从第一个字一直背到了最后一个字。

    汪老说：要随时随地注意用文字语言描写你所见到的生活现象。他下放到张家口劳动住羊舍时，外面有一带树墙，夜班火车驶过时，车窗里的灯光一一照射在树墙上。怎样描述这种现象呢？他在《羊舍一夕》中是这样写的：“车窗蜜黄的灯光，一一照在树墙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你总觉得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刮”字，表示火车灯光的力度和速度。

    汪曾祺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由此可见他对文学语言的重视。

    我喜欢写散文，利用深夜长谈的机会，向汪老请教写散文的经验。他告诉我：写散文应克制，要像画画似的留白，不要像小姑娘那样感情泛滥。老头写情书，总归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团火，熊熊燃烧，但看完觉得空空洞洞，留不下什么印象。写散文需要阅历，没有坎坷，没有痛苦，便写不出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切忌拿腔拿调。所以，他一直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易自然，写得平淡一点，像家常话，亲切、朴素；当然也可以工笔、繁密，如何其芳的《画梦录》，别有风采，像一丛秾丽的花，“但这样的散文，我写不出来。”

    有一次我对汪老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的那段唱词特别欣赏，即：“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汪老手里夹了一支烟，凑到嘴边猛吸一口，笑道：“你对这段唱词别太认真，我在那里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我说：“没有诗词修养，古文功底，是写不出这段唱词的。”于是，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的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年的拔贡，从小就督促他握笔描红，背古文。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亲自给他讲《论语》，叫他多练毛笔字。祖父说：“你要耐心，把基础打好了，够你受用一辈子。”汪老说：“我13岁那年写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见了叹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祖父见我有了长进，就送我几本名贵的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砚。”

    在南国的那些春夜里，汪老跟我畅谈西南联大。谈在张家口时农科所叫他画土豆和马铃薯花，画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没有像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留传下来。那部《画谱》的原稿在“文革”中被毁掉了，他十分遗憾。

    有一天到了大理，我们在下关市游了洱海，参观了蝴蝶泉，晚上看了大理白族歌舞团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就寝，汪老把头靠在床栏上，颇为得意地对我说：小张，你知道吗，我之所以写这几篇论述烹饪的文章，是因为我是《中国烹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要当一个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创造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绝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种菜不妨叫做“夹馅回锅油条”，对此我有申请专利的权利。

    汪老是美食家。一路上他坐到哪一桌吃饭，女作家们便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他，跟到哪一桌；他爱吃什么菜，女作家们跟着吃，很快那盆菜就吃得精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凌力女士称汪老为酒仙、烟精、文狐。

    经过那次相伴，我和汪老互相熟悉了起来，他把出版的《蒲桥集》签上名送给我，还写了一首七言诗，叫我去拿。记得前两句是“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

    汪老的诗好，画好，文好，所以我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作家”。他不仅古诗写得好，白话诗也极有味道。但就是因为一首新诗《早春》，给他带来了灾难。

    1992年春天，我和《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还有王元化先生，在深圳西湖度假。一日，徐迟到我的房间小坐，见桌上放着一本《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拿起来翻了翻，突然用书掩住脸，怀着歉疚的心情说：“是我害了他。”我吃了一惊，问他何出此言？他说：“1957年6月，我在《诗刊》编辑部工作，看到汪曾祺寄来的一组新诗《早春》。第一首是《彩旗》，只有两句：‘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我很欣赏，给他发表在《诗刊》上，这就惹了祸。‘反右’运动以后，《早春》和《彩旗》受到了无情批判，说作者诬蔑红旗是不自由的、被束缚的。《早春》的诗题也犯了大忌。费孝通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划成了右派，汪曾祺的《早春》和费孝通的一样反动，也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如果我不发他这组诗，也许他就没有这样的遭遇了。”

    汪老遭遇重重坎坷，却始终淡定、幽默、乐观地笑对人生，是许多人的良师益友；他虽未曾高居要职，却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汪曾祺，是一片温暖的湖泊。

    （作者为著名编辑、《十月》前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