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道学共同体的形成及其特征

    学术共同体，是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学科内部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理论基础和方法的学术集团，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的形成与发展，往往能够将一个时代的学术推向高峰。与汉唐相比，两宋时代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显得羸弱，但文化上则空前繁荣。故而，考察两宋的学术文化发展，两宋士人学术共同体的昌盛便不可忽视。因宋代道学发达，或可名其为道学共同体。

    一

    笔者认为，道学共同体是宋代部分持共同价值观、道德立场和学术取向的儒家形成的团体。道学家与汉唐儒家不同。汉唐儒家多致力于寻章摘句，解释经典，虽然在整理与保存儒家经典方面贡献颇多，但在学术与思想方面颇为缺乏创造性。而宋代道学家以继三代绝学，挽日下世风，兴仁义道德，正己心人心，开万世太平为己任，穷究天理人性，讲求修身之道。

    道学家与宋代其他儒家亦有三个明显区别。就仕途而言，道学家往往两栖于学堂与官场，存庙堂之志，而以学堂为主；游离于政治，而对政治不忘。因此，他们与身居庙堂之儒有不同的立场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价值取向而言，道学家更趋向内追求和终极追求。他们对己追求居敬，自诚致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君主规劝其内修圣德，外行善治，主张内圣然后才能外王；而他们的终极追求则希望实现道德完满，以及高尚的人格和圣贤境界，并因这种追求而不与现实妥协。就理论而言，道学家更趋于哲学化。这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在向内的追求影响下，他们从事学术探索时都从诚意正心、居敬持正出发，不求闻达，潜心求索；而在终极关怀影响下，他们都试图构建包罗天象、天理、物理、人性、人心的包罗万象的体系。这也是两宋道学大家都是哲学大家的原因。

    道学共同体是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方面，“隋、唐外竞虽力，而风俗日即于奢淫，士习日趋于卑陋。皇纲一坠，藩镇朋兴，悍将骄兵，宦官盗贼，充塞于唐季、五代之史籍，人群棼乱极矣”，故而收拾人心，修齐治平，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共识。制度方面，北宋自太祖起便重视文治，政治一般出于有学术涵养、有理想抱负的士大夫之手，宽松的政治制度，也为道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文化方面，官办和私立书院得到很大发展，自由讲学的风气一时盛行。如二程、朱子等道学大家，都曾讲学、辩论于书院，书院也因而成为道学共同体发展的依托。

    宋代道学共同体，根据《宋史·列传·道学》中所记载，仅包括北宋五子、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这种界定固然有些狭窄，但他们身上确实更突出地体现了两宋道学家的特色。他们虽然出身各有所本，性格各异，仕途经历不同，为学风格与理论内容亦各具特色，然而正是这些道学家形成了道学传统的核心，他们之间各具特色的传承、交流和争论促成了道学共同体的发展。北宋五子虽没有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但在南宋朱熹等人的自觉构建下，事实上形成了发端于北宋并对后代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道学共同体。道学家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人物，承担着传承道统的重任，在具备当时学术精英的共同特征之余，更有自身特色。那就是，包容创新的魄力、经世济民的抱负，以及对人格圆满的追求、对格物致知的理性思考。

    二

    道学家的抱负基本可以用张载的名言概括，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五子中，张载与二程更是自觉担负起恢复和继承儒家道统的重任，南宋朱熹更是于大厦将倾之际，力担道义，著述立说，身体力行，以淑后人，力图用道学挽救国家和黎民的命运。

    不论是否入仕，道学家也都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立场。他们的入仕，并非为了博取功名，而是为了践行天道，济世安民。他们认定道学与政治为一事，应由内圣而外王。而如张载所言，“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如果时势不允许，他们宁可退而讲学，传承道统，以淑后人；但一经入仕，他们便自觉担负起传承道统、经世济民的重任。周敦颐襟怀洒落，有林泉之志，然其入仕，则辨狱理事，无不清明；程颢担任知县时，不拘成制，敢于决断，发民防洪，以保收成，体恤下情，民各有归；及至为监察御史里行，“务以诚意感动人主，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此类例子，不一而足。

    而从道学家的理论来看，他们力图承继绝学，复明儒道，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乃至修齐治平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心性的追求铸造了他们的高尚品格，对格物的追求成就了他们宇宙本体、物象天理和人心人性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对内圣外王的推崇则形成了他们独立的立场。

    宋代道学共同体虽然没有当代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自立和自主意识，但纵观其发展，概括其特点，对我们今天从价值观层面、制度层面健全和完善学术共同体，也有借鉴意义。试总结其要素如下：

    其一，有品格和学识兼具的大师。宋初三先生中胡瑗与孙泰山都为布衣，但他们的品格和学识得到了时人公认。北宋周、程、张、邵等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虽然学分濂、洛、伊、关，然而其所本则一。他们的门人私淑，更几乎囊括其后两宋儒学精英，促成了宋代儒学的复兴。其二，有共同的价值观与信念。两宋道学家的为人和为学虽然不同，但都遵奉孔孟的价值观。邵雍“谓先王之事必可致”，所论都是内圣外王之道；周敦颐尚颜子所乐，曾点之志，“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程颢以孟子仁政治民，视民如子，“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等。其三，能自由、平等地交流。北宋五子抱负立场相同，于学术上却各有所持。如邵雍以象数见长，程颐却道，“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便是学术兴趣与理路不同之缘故。这种相互间既充分尊重，又客观评价的交流，显现了他们各自的自信与气度，也因而形成了道学的鼎盛。其四，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机制。有宋一代所难得的是，对品格高尚、学术有成之人，不仅在文人学子之中有公正的评价，而且君主和大臣也能接受这种评价。二程虽然由于卷入政见之争先后被贬官，但他们仍为身为学者的文臣所敬重，更有四方学子追随。这说明北宋学术文化相对独立于政治，有文人共同接受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系统。南宋时期，虽然道学在很长时间为君主和重臣所禁锢或排斥，但二程所传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因有众多学子不远千里以求传承，而得以发展，至朱熹而达到集大成之境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