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是中央确定的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在出口受限、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就成了稳增长的关键环节。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广大的农民不愿进城市、不敢逛商场、舍不得掏腰包,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成了消费的边缘群体?带着这一问题,近日,记者走访了江苏一些地方。
离土不离乡 失地农民的痛苦从何而来?
南京浦口区吉庆社区路边的院子里坐满了打牌喝茶的农民,见到记者来访,他们诉起了苦。王老太太告诉记者,原来家里的田地被政府征用了,分得了两套房子,出租了一套,月租金700元,儿子在外打工一年两万元。虽然政府保障每月补贴400多元,但拿到手的还不到100元,一年下来基本没有盈余。谈到汽车之类的高档消费,老太太连连摆手:“10年也买不起!”
城郊农民尚且如此,偏远农村的失地农民又生活得怎么样呢?记者来到江都市邵伯镇高篷村柏庄农民安置小区。整齐的楼房一字排开,看上去十分气派。走进农民家里,热闹非凡,4个老太太正围着桌子打麻将。说起打麻将,她们表示,看电视费电,地都让别人收去种了,原本在家门口还养养鸡鸭,现在在小区居住,不准养家禽,只能打麻将消磨时间。
靠打工谋生的家庭会不会好一些?杨庆莲老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家一共5口人,老两口年纪大了,出去打工没人要,只能待在家里,每人每月靠1000元的失地补贴维持生计,算起来每月在吃穿用和水电煤气上就要花1300元。儿子和儿媳打工,每月有5000元的收入,孙子在上小学,日子过得温饱有余、小康不足。
苏北农村如此,苏南富裕农村咋样?记者辗转来到无锡滨湖区蠡湖村。这里是统一规划的新农村。敲开11楼一户居民的家门,房主是退休了的徐姓教师。从徐老师的话中得知,村子里的田地都被征用了,这是统一规划的安置房。然而在徐老师的神情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住上楼房的喜悦,更多的是一些无奈。“高楼住不起啊!”徐老师娓娓道来,“我每个月领点退休金,女儿女婿都在村里的工厂上班。我们家的条件在村里算是不错的了,但自从住进高楼,水电气费一个比一个交得多。女儿家虽然买了小汽车,但油价太高,小车两个月都没动过。”
专家观点:提高农民收入,不能单纯靠政府补贴,要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必须在“造血”上下功夫。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更多的财富创造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从而刺激城市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不离乡土的农民缘何沦落为经纪人的雇佣工?
记者一行驱车来到位于苏南板块的镇江丹阳司徒镇杏虎村,一栋栋二层小楼格外醒目。村民许金泉今年66岁,面容略显苍老。记者见到许金泉时,他正在院子前打油菜籽。许金泉种着3分茶园,毛收入3000元,4亩桃园毛收入两万元,但是实际到手的不足1万元。
走进许金泉家,虽然有六七间房子,但全是空的。家里最贵的家当也不值500元。最近,儿子找了对象准备结婚,许金泉才拿出一生积攒的7万元,将其中的两间装修了一下。记者掰着手指帮老许算账,“菜和油可以自己解决,需要买些米面。副食主要开销是买点咸盐和调料,为了给儿子筹备婚事,已经两年没有吃过肉了。”
来到64岁的许德荣家,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许德荣种着1亩半茶园,7亩半桃子,4亩半口粮地。女儿招了上门女婿,又添了两个外孙,六口人在一起,显得很和睦。女儿女婿都在县城打工,年收入4万元。
按理说,许德荣家的生活应该不错,但记者环视一周发现,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居然也不到一千元。许德荣告诉记者,他最大的开销就是两个孙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大学,一年下来,两人要花4万多元。
说起提高收入,老人连连叹气。茶叶时常找不到销路。现在有了合作社不愁销路了,但是原本1.5万元钱的茶叶,到手里就剩5千元了。7亩桃树毛收入至少3.5万元,但实际到手还不足两万块。
隔壁邻居许书海家的情况相对好些。儿子儿媳都在城里打工,女儿也已出嫁,老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细算起来,3亩茶园和5亩桃园毛收入5.5万元,但由于他没参加合作社,所有的销路都靠自己在城里的亲戚帮助找,卖5斤茶叶被人盘剥1斤,卖1千元的桃子就要回扣别人300元。“算下来,还不如参加合作社。”许书海苦不堪言。
专家观点:提振内需的首要方向是增加农民收入,没有一半人口的消费力增加,一切经济转型都是空谈。1980-1996年,农民收入每5年翻一番,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而农业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缓慢发展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一边是物价上涨过快,另一边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方面是化肥、种子等种地成本在增加,另一方面是销售渠道不畅,中间环节复杂,所谓的农民经纪人趁机盘剥,牟取暴利。
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何时才能成为新市民?
中国农民,正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进城,加入到1.5亿的打工大军中。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纪迁徙”,形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与常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的农民不同,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城市度过,对各种都市消费耳濡目染,本该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了来自江苏南通的张师傅。见到张师傅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切地砖,伴随着切割机发出的噪音,从地砖切割处飞出来的粉尘把房间弄得“烟雾缭绕”。张师傅因为手艺好,每天的收入有250元,一般一年有9个多月的时间在外面打工,所以每年的收入在7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在南通农村地区来讲,算是中等偏上了。
说起开销,张师傅笑笑:“出门在外,能省一点是一点,家里的开销大着呢。城里的花花世界,我们农村人只能看看。”张师傅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虽然前几年已经结婚自立了,但是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欠了一些钱,去年又刚添了个孙子,给了儿子两万元;女儿在上海读大学,每年的学费、生活费也要两万元;家里的日常开销、人情往来要1万元;自己在外打工的房租、生活费、路费一年也要1万元。不过妻子在家种地每年有5000元的收入。所以张师傅家去年一年结余1.5万元。
深知挣钱的不易,所以张师傅向来会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在城市打工,他每个月的生活费不会超过1000元,就算回到老家,每个星期也只买一次肉。“现在的物价太贵了,看上去菜价上涨是种地的农民收入提高了,其实所有农产品的成本全部提高,我们农民根本没得到什么好处。”张师傅很无奈。
50岁的张师傅的情况与许多同时代的农民工颇为相似,在他们的观念里,多余的钱必须存起来,心里才会踏实。虽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消费观上有了很大的改观,跟父辈相比,他们读过更多的书，喜欢漂亮衣服,还上网聊天，甚至关心股市,但他们整体相对较低的收入与较高的物价形成了强烈反差,消费能力低下。
专家观点:中国经济必须真正启动庞大的国内消费,也就是内需。但问题是,首先中国老百姓并不富裕。其次,老百姓手里有点钱多用来储蓄,因为他们要应付生老病死,要为子女的教育买单。稳增长必须扩消费,扩消费必须有8亿农民的参加。而要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就必须提高农民收入,降低物价,尽快把农民纳入到消费群体中来。
本报记者 郑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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