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繁荣、互惠性增溢价值及其生成的基础

    社会繁荣源自社会能够有效促进生产性资源的高效率开发与利用，进而形成更多的社会产出。然而，关键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机制能够实现生产性资源的高效率开发与利用？事实上，后者绝对地依赖于社会成员间能否形成互惠性的协作，进而生成“互惠性增溢价值”。只有社会成员间形成互惠性协作，才能够形成利用有限或稀缺的生产性要素的互补性机制，从而形成社会总产出的协同效应，即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进而才能够使社会繁荣。

    互惠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基础性内涵。道德和谐与互利互惠是任何政治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互惠是个体间总和性和持续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互补性活动关系。具体地说，互惠是指用积极的行为回应他人的积极行为，是对他人善意行为的一种奖励性回报。在互惠关系中，人们不仅依据行为结果，也依据行为的根本意图，来判断行为是否为善意的。这里的善意既包括分配公平，也包括公平意图。即使行为结果相同，行为的潜在意图不同也会引致不同的回应。积极的互惠行为既不同于利他行为（前者源自于对其他积极互惠行为的回应），也不同于社会礼物的赠送（因为这种礼物赠送并不期待未来有相应的回报或礼物赠送）。相对于谈判或订立合约而言，互惠更注重支持的相互性。在互惠关系中，一个微小的支持可能形成较大回报的责任感，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蕴含之意。正是这种责任感生成了以一种行为回报另一种行为的持续性关系。

    互惠对于繁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生成财富进而生成繁荣所必需的各种要素与各种机制的来源。归纳经典理论家的各种论述，我们可以将能够生成财富的要素分为四种：一是人均物质资本与其他生产性资源的不断累加集聚；二是知识及其应用的不断增进或强化；三是企业家精神；四是社会资本的不断生成与优化。

    这四种财富生成要素或近因虽然在概念上可能相互区别，但在生成财富过程中却几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而且通常是同时发挥作用，因而他们之间必须存在互补性关系才能够形成财富生成的协同效应。互惠之所以能够通过生成财富进而生成繁荣所必需的各种要素与各种机制，就在于其将这四种要素凝聚在一起并能够强化他们之间的互补关系，进而形成了财富生成的协同效应。

    首先，互惠能够形成“互惠性增溢价值”。在一系列条件特别是在知识、科技水平约束下，社会通过原有个体间的联合方式或互动方式，能够创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或财富，我们称之为“一般社会价值”或“既有社会价值”。在这一系列约束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重新调整个体间互动或联合的方式，就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互惠性生产力或联合的生产力，也即马克思所说的“扩大了的生产力”。这种“扩大了的生产力”能够获取到以前没有获取到的、潜在的社会收益。这种联合或互动方式的调整因而在社会价值创造方面产生了一种“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因此，个体间互惠性的合作、互惠性的互动形成的这一总和的社会价值将超过“一般社会价值”。这一超出“一般社会价值”的部分，原本是一种潜在的，没有被任何社会成员获得的社会收益，仅仅因为人们之间形成了某种互惠性的或互补性的互动关系而变为现实的社会收益，因而我们称之为“互惠性增溢价值”，或“联合性增溢价值”，或简单地称之为“互惠增溢”。

    其次，互惠能够有效促进“分工—交易”的循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群体社会或城邦之所以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优良的生活”，在于城邦内自发的互惠机制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带来了“扩大了的生产力”。人类社会最大的优势便是劳动分工，正是劳动分工使人类社会比其各部分简单相加之和更具力量。

    最后，互惠能够有效促进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的不断扩展。分工引发新的分工，进而引发新的交易；交易的扩大进一步推进交易，也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不论是分工的细化还是交易的扩展，必定都以特定的方式存在，生成特定的分工规则与交易规则。由于这些新的规则是在原有互惠规则下生成的，它进一步促进了互惠关系与互惠机制的扩展与完善，从而将某一领域或空间的互惠机制与规则嵌入其他领域或空间的互惠机制与规则之中，也便使社会嵌入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精细的互惠机制与规则不断更新的网络之中。

    “分工—交易”的正反馈循环的逐渐推进，必然推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而为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提供了可能性。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社会各领域之间及各领域内部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水乳交融、相互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关于社会的划分边界，随着“分工—交易”的正反馈循环的逐渐推进，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形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社会成为一个多维因素的连续统，从其中切割出的任何一块都包含这个连续统的所有方面，基于互惠的“分工—交易”的正反馈循环逐渐将人类社会变成由无穷多原因的互动所结成的无缝网络。

    联结这种复杂网络中任何两个或多个结点的必然是互惠机制与规则，否则这一网络将因为联通缺失而崩溃。这种复杂网络的维持与持续存在表明互惠能力与机制得到了有效强化。因此，多重交叠与交错的日益复杂的社会互动网络，既是社会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不断提高与强化的结果，也是新的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生成的动因与机会。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努力思考与探索繁荣的来源，本质上是探索互惠协作机制持续存在的根源。虽然在浩瀚的中国古籍文献中，可以清晰识别出社会教化或治理的不同思想主张及其间的差异，但所有社会治理学说或理论几乎均以公平或公正为其轴心。

    源自于古希腊的西方理论家同样视公平、公正为各种理论的支撑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或公正是一切德行的总括，是贯彻一切德行的最高原则。这与中国法家始祖管仲的“礼义廉耻”、墨子的“贵义”在本质上几乎完全相同，即均认为公平或公正是百德之王，因而公平、公正“比星辰更让人崇敬”。

    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之所以如此看重公平或公正，不仅在于公平、正义本身就是人的社会本性之体现，是人的社会价值追求之所在，还在于其既构成社会互惠协作机制的基础，也构成贯彻与实施社会互惠协作机制的原则，从而能够最有效地生成“互惠性增溢价值”，进而生成繁荣，并使繁荣具有不断自我强化的趋向。离开公平、公正，就失去了社会互惠关系的基础与原则，社会进入了霍布斯描述的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社会可能性因而受到威胁，社会必然陷入无序、衰败与瓦解的退化过程。

    公平、公正之所以构成互惠性协作机制生成与持续存在的基础，在于人具有一种天赋的自觉、内省或反身折射的思维能力，因而在人类心灵深处存在着关于善恶与是否合乎公平的价值判断能力。正是由于人具有这种辨识能力，而且由于人用于这种辨识的价值的亲社会性，分配公平才构成评判一切社会存在是否合意的尺度，特别地，其构成了人们结合成社会性群体合意性的尺度。

    公平的信念一旦形成，便构成纳什均衡或演化均衡，因而便具有自我实施性。自我实施性来自于深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价值判断能力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一套共享的价值体系，来自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规范性世界秩序的图景，或人类心灵深处的“公平世界”的“心灵之镜”。在此意义中，在任何一个特定情形下，关于什么是公平的判断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或惯例。犹如中国传统社会所言之“公道自在人心”，“人人心里有杆秤”，而无须言明这里的“公道”与“秤”是什么，因为它已经成为惯例，大家心知肚明。当惯例演化时，参与人在演化选择的压力下，倾向于发展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环境认知、偏好、技能等）。特别是，这种惯例作为一种参与人共享信念体系，构成了参与人的共同知识，即每个参与人都知道这一共享的信念体系，每个参与人都知道每个参与人都知道这一共享的信念体系。

    这一共同知识不仅简化了复杂的计算、互动过程，也帮助人们形成共同的预期，降低了社会互动的风险与成本，引导人们有序地交往与互动。不同时空下人们形成的不同的公平信念以及这种信念在不同时空下处于不同的状态，正是信念体系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变迁过程。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