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照亮艺术

    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是缔造了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更是位博览群书的杰出诗人。1942年，他以领袖的远大胸襟，以诗人的真挚情怀，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文学工作者，我想结合自己这些年的创作实践，谈一些学习《讲话》的体会。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有出息的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这就鲜明地告诉我们，作家不能与现实脱节，没有丰富的生活作为文学的源泉和动力，作家的创作就会陷入困境，苍白枯萎。

    我最初学习写作，是30年前，那时我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求学。我写了几篇“小说”，投给两家刊物，均遭退稿。因为小说所写的，不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是生编硬造的。找到创作的症结后，我把笔触转向童年生活的北极村，转向生我养我的那片冻土地，我的笔立刻变得滋润了，故乡的风土人物，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淌出来，这就是我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处女作《北极村童话》。

    这些年的写作让我品悟到，凡是那些我写得比较好的，得到读者好评和社会认可的作品，都与深入生活密不可分。我曾经去煤矿采访过，所以在写作以煤矿为背景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落笔就不慌张。为了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我追踪放养驯鹿的鄂温克部落，一直到人迹罕至的大兴安岭深处，体味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原生态的歌声。当我进入小说时，我接触的那些血肉丰满的鄂温克人，便自然地跃动双足，与我的笔共舞。

    从文艺的审美层面来说，我们说艺术照亮了生活；可是从艺术的诞生层面来讲，无疑是生活照亮了艺术。没有生活，艺术就是一盏枯灯。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生活，就拥有了创作的万能钥匙，所以他才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也就是强调艺术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对此我深有感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好的语言，一部作品也就失去了魅力。而好的语言，来自多个方面，比如读书，比如心灵的历练，再比如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小说家塑造人物，要想对人物的一言一行描述得准确、生动、贴切，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民间语言生动、洗练，又充满韵味。比如有一次我去鱼市买鱼，看见有个卖鱼的，守着一个注满了水的大铁皮盆子在卖鲤鱼。盆里的鱼有活的、死的和半死不活的。当我问他鱼的价钱时，他在描述半死不活的鱼时，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半阴半阳”，真是又生动又文气。后来我的一篇小说写到卖鱼的情节，便把这个词用上了。一个词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很多这样来自民间的鲜活词语汇集在一起，就是一条文字的彩虹。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针对文艺的继承和借鉴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我曾做过3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师，那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散发着经典的光泽。为什么那个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大家？我想除了这些作家身处一个思想变革的时代、深切关注民族的命运之外，还与他们深厚的学养和开阔的眼界有关。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郁达夫等，都非常热爱外国文学，有的还翻译过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家是充分继承了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一代，也是充分吸收借鉴了世界文学优秀成果的一代。比之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些大家，我们这代作家，无论生活经历还是学养，都有欠缺。好在对于写作来讲，我们还在成长期，我们可以更刻苦一些，为自己补充营养上的不足。

    但是，注重吸收和借鉴，就像毛泽东同志所指明的那样，不是照搬，而是吸收那些有益的东西。一个作家的写作，只有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根植于自己的人民，才能获得蓬勃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地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独特的风姿，吸引世人的目光。

    在不久前举办的伦敦书展上，我参加了一场与英国作家的对谈。主持人问我，你为什么会想到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我打量着主持人穿的鞋子，打量着与我对谈的英国作家穿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鞋，我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穿的鞋子，很可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部落的人，他们生活在大森林中，他们穿的鞋子，至今还是自己打制的，是那种朴拙而又美丽的鹿皮靴子，我觉得这样的靴子留下的足迹，值得一个小说家去追踪，更值得人类铭记。”

    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我愿意一直追寻这样的足迹。因为这样的足迹里，有我们民族的记忆，有我热爱的山川草木的气息，浸润着我的情感，与我血脉相连，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