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与古典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会是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寿命最长的社团，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它也是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摇篮，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略。在这个社团中涌现出了现代学术史上多位国学大师，如郑振铎、郭绍虞、游国恩、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等，他们在继承国学研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凭借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开阔的视野，对古典文学进行了重要而出色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体现出鲜明的研究性质。《文学研究会简章》第二条明确提出：“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这一宗旨始终贯彻在文学研究会以后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活动中。

    文学研究会整理中国古典文学的态度不同于国粹主义。对此，沈雁冰就曾指出：“今年提倡国粹的声浪从南京发出，颇颇震动了死寂的空气；我拜读过好几篇，觉得他们的整理国故有些和孙诒让等前辈同一鼻孔出气——是表彰国故，说西洋现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国固有的……我觉得现在该不是‘民族自夸’的时代，‘民族自夸’的思想也该不要再装进青年人的头脑里去罢？我对于这样的‘整理国故’真不胜其怀疑了。”（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郑振铎在《新旧文学的调和》中也曾批评说：“现在自命为国粹派的，却是连国粹也不明白的。”

    文学研究会对待中国旧文学的态度非常鲜明，就是“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宣言》第二条）。这里所谓新的方法就是用现代的眼光和思维去研究和考量旧文学，从客观的视角认识国故。郑振铎认为“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以新的证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顾颉刚也认为整理国故就是要“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因此文学研究会整理国故实际就是要在新的时代，以新的眼光给国故以重新定位，确定其真实的价值。

    在具体操作上，首先要整理中国旧文学的类目。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把中国古典文学分为九个大类，即“总集及选集”、“诗歌”、“戏曲”、“小说”、“佛曲弹词及鼓词”、“散文集”、“批评文学”、“个人文学”、“杂著”；又在这九大类下细分出40小类，如“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童话及民间故事集”等，从这个类目中我们发现，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比重明显增加，体现出文学观念在新时代的变化。而在研究的过程中，郑振铎注重运用进化论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他认为：“进化论更可帮助我们廓清了许多传统的谬误见解。这些谬误见解之最大的一个，便是说：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东西总是不如古代的。明清之诗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汉魏，这是他们所执持着的议论。进化的观念，不是完全反对他们，乃是告诉他们以更真确的真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郑振铎写出了后来影响巨大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部著作汇集了大量的精美插图，搜集了众多新发现的材料，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材料是首次被写入文学史，这也促成了这部文学史后半部分民俗文学比例特别突出的变化。这部著作在当时可谓独具一格，堪称20世纪30年代最优秀的文学史，至今仍不断被付梓重印。

    文学研究会成员在吸收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搜集、考订材料的旧学功夫。郑振铎提倡“归纳的考察”，通过搜集材料，对材料进行分析、取证，然后得出适当的结论，其中对材料进行分析、取证，实际就有着鲜明的传统学术的色彩。汪馥泉则更鲜明地把辨真伪作为“整理古代文学的大工作”（《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见及其他》），并认为这是需要耗费大半生精力才庶几可以完成的事业。

    1923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上出现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专栏，刊载了五篇文章，即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王伯祥《国故的地位》、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玄珠《心理上的障碍》，这是文学研究会开展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此后《小说月报》、《文学周刊》、《晨报·副刊》等刊物上不断发表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札记。这些文章涉及范围很广，从先秦文学到元明戏曲和清代小说，如陆侃如《屈原生年考证》和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从庙堂文学到民俗文学，如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钟敬文《宋代民歌一斑——读京本通俗小说》；从诗词歌赋到佛曲变文，如段庵旋《关于中国韵文通论》和郑振铎《佛曲与俗文变文》，都有刊载。而对于篇幅较长的文章，则采取连载的形式，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发表在《文学旬刊》第48-73号，贺昌群的《元明杂剧传奇与京戏本事的比较》发表在《文学周报》第258-259号，郭绍虞的《诗话丛话》则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4号。1927年，《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共选定69篇文章，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从宏观理论到微观课题，从秦汉文学到明清文学，从正统的雅文学到原本不入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均有所涉及。

    文学研究会成员中除了郑振铎，顾颉刚也是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他是现代诗经学研究的大家，他大胆疑古，去伪存真，从所搜集的民间歌谣解悟诗经，获得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顾颉刚也是现代红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侧重对材料的搜集，胡适及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均从顾颉刚这里受益颇多。而游国恩的楚辞学研究以扎实的旧学功底结合现代学术的广阔视野，对诸如楚辞与《诗经》的关系，“离骚”解题，屈原的放逐时间、地点及路线等问题都有圆满的解决，很多结论均沿用至今，其《楚辞概论》被沈玉成称为楚辞研究“分水岭”式的著作。而郭绍虞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大学教材中经久不衰的一部著作，他对于历代诗话搜集与考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此外，如俞平伯、朱自清、陆侃如等都成为现代古典文学领域中的巨匠，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涂上了一笔浓墨的重彩。（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