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成都

    中国的城市各有特色，成都也不例外。成都的气候、景色、物产、史迹、习俗、语调乃至吃的喝的，都能给人留下韵味十足的印象，有人把成都比做少妇，不够恰当，但也不无道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成都通史》（七卷本），却能让读者见识另一个成都——一个走过4500年沧桑历程的老人。

    通史，顾名思义，是贯穿上下、连通左右的“史”，各个断代，方方面面，都要说到，还得都有说头。中国地大城多，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修通史的资格。一些当今浓墨重彩的城市，几百年前还是荒滩野地；一些曾经灯红酒绿的城市，几百年来渐渐光环不再，甚至毁没于战乱或灾变。《成都通史》开篇即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中，拥有两千年以上发展历程的城市比比皆是。然而，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城址从未迁徙的仅有两座城市，这就是成都和苏州。而两千多年来不但城址从未迁徙，并且从建城至今城名从未改变的，那就只有唯一的一座城市——成都。”可见陵谷之变，本历史之常，而像成都这样经久不衰的名城，实为难得一见，甚至是独一份，不失样板意义。拥有一部通史，她是当之无愧的。

    公元前316年，秦大夫张仪灭蜀，五年后（前311年）兴筑成都。这就是最早的成都城，但这并非成都历史的开篇。成都平原发掘出八座距今4500年前的古城遗址，考古学命名为宝墩文化，这让成都的“有史”，远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而距今3000年前的金沙遗址，则出土于今天的成都市区，有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金沙遗址及此前发现的距今3700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甚至有可能修正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唯一起源地的传统说法。

    成都自筑城以来，虽僻处西南一隅，远离王朝政治的核心地域，但从城市史的视角着眼，成都在各个朝代，在许多方面，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成都通史》告诉读者，在成都历史上，记载着几十项中国乃至世界之最。至今还在造福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已享誉世界、人所共知。此外，成都还是道教的发源地，曾开全国地方官办学之先河，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地方，产生过“开我国地方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的《华阳国志》、中国最早的诗词总集《花间集》、中国最早的药典——《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和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成都的史册上，还记着鹤鸣山、青城山、昭觉寺、武侯祠、杜甫草堂，记着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李商隐、苏东坡、陆游，记着蜀锦、川笺、邛窑、蜀国弦……

    这些个例的背后，显示着历史上的成都在科技、宗教、医药、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强势地位，誉其为“甲天下”，似乎也不为过。有时论可以为证，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扬州与成都）宋人洪迈在名作《容斋随笔》中也说：“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据说，“扬一”还是“益一”的争论，从唐朝一直持续到宋朝。无论这个争论有无定论，结果如何，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成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成都一带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彰显成都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价值、意义和地位。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的自流灌溉，形成天府之国。这里稳定的农业经济对全国的社会稳定，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史上凡遇大饥荒，灾民入蜀或粮食输出，几成定式，也旁证了成都的历史地位。

    近代以来，成都可说的话题就更多了，《成都通史》最后一卷（《民国时期》），也是最厚的一卷。城市的转型、制度的嬗变、观念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尽在其中。本土作家李劼人被当成范例，纳入“作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一节。李劼人是作家，也是大学教授、民俗学者、饭馆老板和住宅设计师。成都之于他，不亚于北京之于老舍。如今街上举目可见“成都小吃”的招牌以及各种档次的川菜馆，李劼人则可谓川菜通人，不仅擅烹饪，还精于研讨、品评和论道。《成都通史》记：“他对四川饮食文化的研究堪称独步一时，他较为系统地对四川菜系、席桌规格、一些名菜的起源和特点进行了研究，并对成都名小吃的制作过程和风味特色有较为深入的考察，这些研究成果都陆续发表在《华阳国志》和《风土什志》副刊上。”抗战期间，李劼人在成都郊外设计建造一所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住所，并题“菱窠”于门楣。后来曾到此作客的宋云彬说：“李劼人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他家的房子是泥墙草顶，但里面的陈设很讲究，布置得很雅致。他说他的屋子因为泥墙打得厚，好比人家窑洞，所以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云。”李劼人所著《旧账》，记述成都的风土人情、城市街道、土产佳肴、历年市场的油盐柴米酱醋茶及各种食品的价格涨落情况；所著《说成都》，则考证成都的市街变迁，记录名胜古迹、历史掌故、地方特产等等。在李劼人的身上和笔下，可以看到几分成都历史文化的缩影，他是有资格载入《成都通史》的。换言之，由一人而观天下，成都若没有博大精深厚重浓郁的文化底蕴，也熏不出李劼人这样的人物。

    这部《成都通史》从动议到成书，历时十余载。修史计划几起几落，最终在成都市社科院的组织下，于2011年成稿出版。《成都通史》是成都建城2300年来的第一部通史，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见编写者的心血和功夫，据说仅装帧方案就修改十几次，以蜀锦图案为主题的成稿既体现了成都元素，又富于时代色彩。历来城市史或地方史研究，囿于自身局限性，往往难成气候，《成都通史》则充分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梳理、分析和运用最新史料，从而借成都一地，把地方史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成都通史》是集地方史研究之大成者，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略感不足的是，《成都通史》只写到1949年，没有“通”达新中国，让这部大书留下一点缺憾，当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补缺的机会。（左图为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