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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22日 星期二

    话说成都

    ——圈点《成都通史》

    作者:刘仰东 《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22日 13版)
    清代成都灯会

        中国的城市各有特色,成都也不例外。成都的气候、景色、物产、史迹、习俗、语调乃至吃的喝的,都能给人留下韵味十足的印象,有人把成都比做少妇,不够恰当,但也不无道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成都通史》(七卷本),却能让读者见识另一个成都——一个走过4500年沧桑历程的老人。

        通史,顾名思义,是贯穿上下、连通左右的“史”,各个断代,方方面面,都要说到,还得都有说头。中国地大城多,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修通史的资格。一些当今浓墨重彩的城市,几百年前还是荒滩野地;一些曾经灯红酒绿的城市,几百年来渐渐光环不再,甚至毁没于战乱或灾变。《成都通史》开篇即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中,拥有两千年以上发展历程的城市比比皆是。然而,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城址从未迁徙的仅有两座城市,这就是成都和苏州。而两千多年来不但城址从未迁徙,并且从建城至今城名从未改变的,那就只有唯一的一座城市——成都。”可见陵谷之变,本历史之常,而像成都这样经久不衰的名城,实为难得一见,甚至是独一份,不失样板意义。拥有一部通史,她是当之无愧的。

        公元前316年,秦大夫张仪灭蜀,五年后(前311年)兴筑成都。这就是最早的成都城,但这并非成都历史的开篇。成都平原发掘出八座距今4500年前的古城遗址,考古学命名为宝墩文化,这让成都的“有史”,远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而距今3000年前的金沙遗址,则出土于今天的成都市区,有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金沙遗址及此前发现的距今3700年的广汉三星堆遗址,甚至有可能修正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唯一起源地的传统说法。

        成都自筑城以来,虽僻处西南一隅,远离王朝政治的核心地域,但从城市史的视角着眼,成都在各个朝代,在许多方面,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成都通史》告诉读者,在成都历史上,记载着几十项中国乃至世界之最。至今还在造福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已享誉世界、人所共知。此外,成都还是道教的发源地,曾开全国地方官办学之先河,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地方,产生过“开我国地方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的《华阳国志》、中国最早的诗词总集《花间集》、中国最早的药典——《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和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成都的史册上,还记着鹤鸣山、青城山、昭觉寺、武侯祠、杜甫草堂,记着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李商隐、苏东坡、陆游,记着蜀锦、川笺、邛窑、蜀国弦……

        这些个例的背后,显示着历史上的成都在科技、宗教、医药、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强势地位,誉其为“甲天下”,似乎也不为过。有时论可以为证,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扬州与成都)宋人洪迈在名作《容斋随笔》中也说:“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据说,“扬一”还是“益一”的争论,从唐朝一直持续到宋朝。无论这个争论有无定论,结果如何,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成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成都一带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标签,彰显成都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价值、意义和地位。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的自流灌溉,形成天府之国。这里稳定的农业经济对全国的社会稳定,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史上凡遇大饥荒,灾民入蜀或粮食输出,几成定式,也旁证了成都的历史地位。

        近代以来,成都可说的话题就更多了,《成都通史》最后一卷(《民国时期》),也是最厚的一卷。城市的转型、制度的嬗变、观念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尽在其中。本土作家李劼人被当成范例,纳入“作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一节。李劼人是作家,也是大学教授、民俗学者、饭馆老板和住宅设计师。成都之于他,不亚于北京之于老舍。如今街上举目可见“成都小吃”的招牌以及各种档次的川菜馆,李劼人则可谓川菜通人,不仅擅烹饪,还精于研讨、品评和论道。《成都通史》记:“他对四川饮食文化的研究堪称独步一时,他较为系统地对四川菜系、席桌规格、一些名菜的起源和特点进行了研究,并对成都名小吃的制作过程和风味特色有较为深入的考察,这些研究成果都陆续发表在《华阳国志》和《风土什志》副刊上。”抗战期间,李劼人在成都郊外设计建造一所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住所,并题“菱窠”于门楣。后来曾到此作客的宋云彬说:“李劼人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他家的房子是泥墙草顶,但里面的陈设很讲究,布置得很雅致。他说他的屋子因为泥墙打得厚,好比人家窑洞,所以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云。”李劼人所著《旧账》,记述成都的风土人情、城市街道、土产佳肴、历年市场的油盐柴米酱醋茶及各种食品的价格涨落情况;所著《说成都》,则考证成都的市街变迁,记录名胜古迹、历史掌故、地方特产等等。在李劼人的身上和笔下,可以看到几分成都历史文化的缩影,他是有资格载入《成都通史》的。换言之,由一人而观天下,成都若没有博大精深厚重浓郁的文化底蕴,也熏不出李劼人这样的人物。

        这部《成都通史》从动议到成书,历时十余载。修史计划几起几落,最终在成都市社科院的组织下,于2011年成稿出版。《成都通史》是成都建城2300年来的第一部通史,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见编写者的心血和功夫,据说仅装帧方案就修改十几次,以蜀锦图案为主题的成稿既体现了成都元素,又富于时代色彩。历来城市史或地方史研究,囿于自身局限性,往往难成气候,《成都通史》则充分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梳理、分析和运用最新史料,从而借成都一地,把地方史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成都通史》是集地方史研究之大成者,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略感不足的是,《成都通史》只写到1949年,没有“通”达新中国,让这部大书留下一点缺憾,当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补缺的机会。(左图为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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