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耀故邦 学术惠四海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传承传统文化、促进文史研究有何意义?

    安平秋: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过去,有些人认为只有写论文、写专著才是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古籍整理不过是一种技术性工作。但也有人认为古籍整理是一项基础工程,是一切文史研究的根本。我认为后一种看法更有利于学术发展。

    可以说,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王充的《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现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作风,我们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

    记者:我国古籍整理和出版的现状如何?

    安平秋: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近几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

    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海外所藏汉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记者:请您谈谈为何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和出版?

    安平秋: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是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现在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台湾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这点我们在工作中体会很深。

    记者:如何培养能够从事古籍整理、出版专业的人才队伍?

    安平秋: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大、南京师大、陕西师大5所大学招收古文献专业本科生,还有80多个古文献研究所(室)招收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这些院校培养的人才基本可以满足目前古籍整理工作的需要。现在的关键是提高我们学生的古文献专业水平,使他们毕业后能投入到这个行当里工作。现在,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的青年编辑,有相当一批人毕业于古文献专业,具备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但他们到出版单位工作后,还要学习古籍出版方面的专业知识,逐渐丰富实践经验,同时在实践中提高专业水平。这些青年编辑也有不少人并非古文献专业出身,那就需要在实践中补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这些基础课程。最近,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计划选派国内相关出版社的青年编辑到北京大学等院校深造,这是提高古籍出版队伍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报记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