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促国粹艺术新生

    刚刚毕业的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及首届“中国京剧流派班”的106名学员日前成为媒体关注焦点。而在此前的近半个月中，多台毕业汇报演出分别在梅兰芳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推出，除央视戏曲频道《空中剧院》每日黄金时段直播外，市属媒体文化版面均开设专栏对演出进行了跟踪报道。

    虽然“80后”学员占了半数以上，但作为京剧界公认的“潜力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各自院团中早已有了一席之地，欠缺的只是舞台实践和社会知名度。但经过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不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戏迷群体，“青研班”、“流派班”的品牌知名度也从圈内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有人说，以国粹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多年来的式微是自身进入了发展瓶颈，但不可否认的是，一门艺术形式的兴盛与媒体的助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近代国粹艺术与大众媒体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良性互动，而这三次或为国粹艺术的黄金时期，或为回复鼎盛的上升时期，足见有媒体的关注才有国粹艺术的春天。

    晚清媒体对京剧的关注改变了伶人卑微的命运

    早在1872年旧历5月13日，当时极有影响的《申报》就首次刊登了传播戏曲信息的广告，对上海戏园上演的京剧演出进行了预告。而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端，更把剧场艺术送上了大银幕。此后的1908年，百代唱片成立后，曾为谭鑫培以及“四大名旦”等人灌制过唱片，新载体让京剧走出了舞台空间，借助新型声音媒介传播得更加久远。

    除了新兴媒体，据《燕都梨园史料汇编》记载，晚清的大众媒体上，关于京剧的新闻及评论占据了文化报道的大部分版面，近20种晚清的报纸上，除正史记载外，其中还不乏名伶八卦。像晚清曾轰动一时的名伶杨月楼、李春来绯闻案的连续报道，《申报》、《顺天时报》等主要媒体都对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从开始时各媒体将杨月楼称为“淫伶”，一片谴责和讨伐之声。到后来因为媒体言论的开放，很快就出现了持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和文章，最后舆论竟渐渐倒向杨月楼。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尊重演员的人权和社会公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申报》等媒体推出的连篇大讨论，甚至对官府的裁决和法律适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年后，各大媒体也相继报道了同样因为与戏迷相爱被告到官府的名伶李春来的案例，租界当局、清代的官府与舆论之间的互动，十分发人深思。那个时代的媒体和其他文献中，当然也包含了许多京剧界的八卦，比如说有文献提及谭鑫培年轻时刚毅的性格，他和天津的一位姑娘有婚约，但姑娘家嫌他家境贫寒想要悔婚，他竟然连夜步行至天津，争取自己的权利。从晚清报刊有关京剧的报道，可以看到媒体在社会思想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有关京剧的“京派”和“海派”之争，甚至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清末京剧在台湾演出受到追捧的情景——那时台湾虽然是日本殖民地，两岸文化却是一脉相承。去年出版的《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中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来自于晚清的报纸，足见当时的媒体对京剧投入了怎样的关注。

    半世纪前电台和电视台成为京剧传播的主要途径

    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媒介单一的时代，同时也是戏曲流派最辉煌的时候，戏曲在文艺广播中所占比重最大，一周4800多分钟的节目中，40％到50％都是戏曲。那时，广播似乎成了人们饱餐文化的唯一途径。不仅马长礼等名家长期“驻守”电台，一天演唱多场完成直播任务，就连一般不太跟外界接触，从不一对一教徒的梅兰芳先生，都亲自到电台参与过“大家跟着唱”节目的录制，给小学员教授过唱段。

    而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电视台成立后也常常转播京剧演出，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荀慧生的《红娘》、马连良和张君秋合演的《三娘教子》、周信芳的《四进士》等名剧都曾通过荧屏送达观众家中。从那时起，戏曲借助现代传媒成为社会话题的同时，随媒介的变化从表现形式上也步入了现代。但早期的电视戏曲形式很简单，同早期的广播一样，大都是现场直播，将剧场空间直接搬上荧屏。随后，以专栏节目介绍戏曲知识，将戏曲演员请至演播间，拍摄实景戏曲电视片等手段不断丰富着电视戏曲，同时也让电视戏曲承载了留存珍贵录像资料的职能。现今留存的很多录音、录像资料，都是由当时的电台和电视台记录下来的。今年2月在长安大戏院上演的评书嫁接京剧《听书看戏品三国》中，有四五段绝演舞台多年的老唱段，都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的录音资料中重新恢复整理出来的。

    大众媒体集体关注促京剧新角儿诞生

    近些年，随着全民娱乐化的蔓延，京剧早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和主角，知道梅艳芳，不知道梅兰芳的大有人在，这与大众媒体引导的缺位和集体失语不无关系。但从去年开始，随着京剧界自身观念的转变以及政府的介入，刚刚入围世界级“非遗”名录的京剧，重又回归媒体关注的视野。去年，北京京剧院举办了“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其间依托媒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颁奖晚会更是在国家体育馆由央视进行了现场直播。平面、网络、电视、广播等多家强势媒体的介入所产生的效应，更是创造了多年来京剧宣传规模之最。而擂台赛的第二天，当人们打开京城报纸时，惊讶地发现，平日里在很多媒体都居于边栏一隅的京剧消息，不仅出现在了头版，甚至还以整版的篇幅对“擂台赛”为京剧界带来的震动进行了总结。整体宣传效果从武生组金奖获得者詹磊的一句话中便可见一斑，“我在这栋楼里住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我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但擂台赛颁奖晚会一播出，第二天就有人问我你是京剧演员吧，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刚刚学成毕业的“青研班”和“流派班”，其开办从招生选材到阶段教学汇报，多数都通过央视《空中剧院》的播放，向社会汇报教学过程，演员的表演通过荧屏被放大到观众面前，对演员的监督、激励作用和宣传、弘扬效果相辅相成，荣辱共存。让观众和院团随时检验学习成果和学员成长态势，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尚未出科，却已是“科里红”。如今，京剧界已经形成了“两赛”（青京赛、学京赛）、“两班”（青研班、流派班）、“一院”（CCTV空中剧院）四年一循环的育人机制。而在业内，甚至把“一院”托举人才看得同“两赛”选人才、“两班”育人才同样重要。这也正印证了一个高端的优秀表演人才的培养与成才，除了提高他的真才实学之外，“知名度”也是促使他成才、确立其社会地位的重要一环。而媒体的关注在提升京剧演员知名度的同时，也将他们置于公众关注的氛围中，对他们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让他们感到身上承担的责任，而这又反作用于他们，成为不断提升自我的动力。

    在中宣部、文化部负责监督的京剧发展“五大工程”中，《空中剧院》工程与其他有关京剧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工程一道并列其间，足见媒体的关注与传播对这门古老的世界级“非遗”在当今语境下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虽然戏曲频道的收视率同新闻和综艺频道还不能同日而语，但因其占据央视媒体资源，这种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宣传效应，多年后定能开花结果。

    京剧界有这样的共识，现代电视传媒和数字网络平台选拔京剧人才，普及和传播京剧艺术，由剧场到荧屏，传播媒介和呈现载体的改变，带来了京剧艺术展现形式、传播方式、审美形态和受众互动的改变，对京剧艺术本身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空中剧院》每周的直播和录播，依托央视广泛的受众覆盖面和强大区域辐射力，使京剧艺术通过电视终端走进千家万户，用直观且客观的艺术检验机制——观众的口碑，来衡量自己技艺的精进或停滞，同时也促使全社会形成尊重传统艺术，抵制低俗之风，构建精神家园的新风尚。 

    今天的京剧就如同一棵历经几百年的老树，依旧根深叶茂、气脉悠长，正等待懂得陈年之美的人来欣赏。如果有了从业者和媒体的合力，或许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京剧已经过了它的唐诗时代，但我们必须承认，京剧一定会迎来它的宋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