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汉语大词典》

    现在，出版界普遍认同，经周总理批准的《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所列160种中外语文词典的编纂出版，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和标志性的出版工程。当人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成就时，总是把《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等排列在前茅。这些语文词典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学术界与出版界专家学者集体作出的贡献，但又都与胡乔木这位有深厚语言学修养的领导人的指导与支持分不开。

    这里我只讲12卷本《汉语大词典》一件事。

    胡乔木在1986年6月12日亲临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视察。他以语言学家的深厚学识，对汉字词的纵向、横向变化以及收字收词问题同编纂处进行榷商，给编纂工作以具体指导。这时，这部大词典的工作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他称赞编纂处“工作很了不起”，劳动生产率“称得上是最先进的水平”。

    其实，这很了不起的效率和水平，也有着胡乔木的关怀和支持。

    早在五年前，也就是1981年9月8日，陈翰伯曾以编写小组组长的名义，会同吕叔湘(大词典首席学术顾问)、罗竹风(大词典主编)写信给胡乔木并胡耀邦，反映来自五省一市的编纂人员因长期脱离本单位工作，在评定职称、工资晋级和住房分配等方面都受到影响，使编纂队伍不能稳定，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胡乔木对来信高度重视，于10月19日亲笔写信给王任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表示：“拟予同意，请审核批示出版局、教育部和五省一市研究执行”。

    胡乔木在信中准确而又简明地介绍了这部大词典的由来与进展：“一九七五年由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提出，经周恩来、邓小平两同志批准，决定由上海市和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五省协作编写并由上海市负责出版《汉语大词典》。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决定把这项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一九七九年又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在上海成立负编辑总责的编纂处，要求‘努力进行’。经过五省一市近四百位学者的六年艰苦努力，这一工作已取得可喜的重要进展，正在按预定计划，力争一九八三年写成初稿，一九八五年定稿出版，其规模将三倍于新版《辞海》以上。”他更强调指出：“显然，对于这一划时代的伟业，各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应在此重要关键时刻予以更大的支持：不但要努力保证此书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出版，而且要努力保持这一工作队伍长期稳定地存在，并尽可能地提高和扩大，以求我国词典事业得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陆续填补有关学术上的其他空白。”

    胡乔木致王任重信后，中央办公厅于1981年10月28日转发了陈翰伯等给中央的报告。对陈翰伯的报告和中办批语，当年我都看过，也了解这个中办文件在解决《汉语大词典》以及其他大中型语文工具书如《汉语大字典》等所遇问题产生的积极作用，但直到2005年为拙著《亲历出版三十年》撰写中外语文词典编纂出版专题文章，阅读《胡乔木谈语言文字》并重查那个中办文件时，才发现此次中办文件的批语，从内容到文字都出自胡乔木致王任重信，除前引的一段外，以下一段更值得在这里引出来：

    汉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历史悠久，典籍浩繁，古今变化层出不穷，加以方言分歧，口语、书面语、专科用语和作者习用语在群书中互见迭出，读者很难一一索解。由于我国历史上只有字书，没有现代意义的词典，现出的一些词典或只收古词，或只收今词，或合字典、词典、百科词典于一书，而且限于篇幅，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编辑出版一部大型的比较完备的贯通古今的汉语词典，十分必要。这种工作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早已进行，且在迅速发展，而在我国尚属首创，很多方面需要从零开始，工作量很大，难度很高。它不但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大型工具书编辑工作，而且是一项有重大创造性、重大基本建设性、重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国际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

    出自胡乔木手笔的中办批语，写得简明、深刻，非语言学家并胸有全局之人不能写出，又通过党中央权威机关传播开来，对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党委、政府提高编好《汉语大词典》和其他语文工具书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及抓紧解决存在的问题，定会起到重要作用。我在这里引出并说明中办批语的出处，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不易被人们注意的情况，这对我们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勤奋写作和提高工作水平都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文笔修养与自己所承担的工作都很不相称，提醒自己要多有一点学习和实践的精神。我在过去和现在动手写稿改稿的时候，确也常常受到来自胡乔木为人为文的激励和鞭策。

    （作者为原新闻出版署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