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唐代小说的真实图景

    敦煌小说，可以分为“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类，其中“古体小说”又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小类，“通俗小说”又可分为“传奇”和“话本”两小类。这就完整展现了敦煌小说的全貌，呈现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古体小说为主发展到宋元以后以通俗小说为主的一个过渡阶段。

    上个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给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仅就中国古代文学领域而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隋唐以后的文学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大量“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使我们知道，词的起点可推溯至初、盛唐，词实际上的源头在于民间。在中唐以后特别是宋代成为最富于活力的重要文学体裁之一的词，其发展源流至此才得到清晰的勾勒。

    二，“敦煌变文”等大量通俗讲唱故事写本的发现，使我们知道，宋元以后日益兴盛的通俗小说，包括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白话小说，即起源于这种讲唱艺术及因此而形成的讲唱故事文本。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体裁之一的通俗小说的来龙去脉，至此也才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随着敦煌学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进步，人们对敦煌文献与中国古代小说之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日渐深入的过程。因为在所发现的敦煌通俗讲唱故事写本中，标名“变文”的文本数量最大，质量也较高，因此早期研究者多以“敦煌变文”概指所有敦煌小说类写本，1957年由王重民、王庆菽等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就是这样处理的。《敦煌变文集》成于众名家之手，较早将敦煌文献中小说类作品汇录校订出版，为传播敦煌文化、推进敦煌文献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功不可没。但它处于研究这类敦煌文献的较早阶段，对“变文”与“小说”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辨析不够深入准确，以“变文”概指敦煌文献中小说类作品，边界不清。造成的结果是：“敦煌变文”的概念得到彰显，“敦煌小说”的概念则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将一些非“变文”类作品收入《敦煌变文集》中，另外一些小说类作品则被弃置；不能反映敦煌小说的真实特点和面貌，也就不能反映敦煌小说所体现的唐代小说发展的真实面貌。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周绍良、张锡厚、柴剑虹、伏俊琏和伏麒鹏、王昊等学者，对“敦煌小说”与“敦煌变文”的关系、敦煌小说的分类等作了深入辨析；陈祚龙、林聪明、王利器、黄征和张涌泉、曹林娣、杨宝玉和白化文、郑阿财等学者，则对敦煌文献中的若干小说和带有小说性质的作品进行了校录或补订。由张涌泉主编审订、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的《敦煌小说合集》，则是迄今为止对敦煌变文以外的敦煌小说类作品汇辑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首先对“敦煌小说”的概念及“敦煌小说”与“敦煌变文”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界定，指出敦煌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大量不同类型的俗文学作品，“变文”是其中的一种主要类型，但它不能代表“敦煌小说”。因此，不属于“变文”的小说类作品，不必勉强收入“变文”，以免混淆；另外一些不属于“变文”的作品，实际上也属于小说，不能弃置不理。

    根据这一观念，该书对敦煌小说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作出了准确分类。它指出，“变文”以外的敦煌小说，可以分为“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类，其中“古体小说”又可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小类，“通俗小说”又可分为“传奇”和“话本”两小类。这就完整展现了敦煌小说的全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敦煌小说生动反映了唐代小说发展的真实图景，那就是：一方面，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绵延不绝的“志人”和“志怪”古体小说，仍在继续传播；另一方面，民间通俗讲唱艺术蓬勃兴起，作为这种民间讲唱故事文本的变文、话本等，以及兼受古体小说和通俗讲唱艺术影响、但主要是受后者影响的“传奇”小说，已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两个方面同时并存而此消彼长，唐代小说的发展呈现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古体小说为主发展到宋元以后以通俗小说为主的一个过渡阶段。敦煌小说只是当时保存在西北边鄙角落的一些文献，但它的格局竟与整个唐代小说的总体情形基本对应，可视为整个唐代小说整体格局的一个缩影。摆脱了托庇于“变文”、以小寄大的窘境，敦煌小说对唐代小说史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就得到了充分彰显。

    按照前述思路和标准，本书对“变文”以外的敦煌小说作了完整辑录，成为到目前为止收录“变文”以外的敦煌小说最完整的著作。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一部由文献学专家整理的文学总集。敦煌文献重复、散乱、残破的情况非常严重。同一种作品，可能有多个本子。同一个卷子中，又往往杂抄多种作品。由于分批被掠夺和收藏，同一种作品的多个本子、同一个本子的各个页面，往往分散在不同的收藏处。抄写不同作品的纸张，又可能误置在一起，情形极为复杂。由于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很多卷子书写格式奇特，字迹潦草，夹杂着大量俗体字，包含了很多俗语词和佛教术语，校理极为不易。以往的校录者，特别是以文学研究见长的学者，在编选敦煌小说作品时，往往会遇到较大困难。有的编选者只搜集到同一个作品的少量本子，或者直接利用其他学者校录的本子，不核对原卷，校录时往往以讹传讹，或者想当然地轻易改动原文，不免留下种种缺陷。

    本书作者张涌泉教授是当代著名敦煌学家，曾出版《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研究》等著作，合作出版《敦煌变文校议》、《敦煌变文校注》等著作，近年来更主持了全面整理敦煌非佛教文献的《敦煌文献合集》项目。合作者窦怀永博士在张涌泉的指导下长期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他们以深湛的古典文献学和敦煌学的修养来从事《敦煌小说合集》的整理，就使这本书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文学总集和选集的鲜明特色。

    首先，他们对每种敦煌小说的写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比对，理清了各个本子之间的关系，精选底本和校本。每篇作品前均有“题解”，备述有关卷子的情况及相互关系，以及历来校录的情形及其得失。

    其次，本书作者在校录作品时，充分利用现在各地所藏敦煌文献已基本影印出版的便利条件，仔细核对原卷，并发挥在敦煌俗字、俗语词、敦煌文献形制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对字句作出准确辨识，改正了不少沿袭已久的讹误。如《敦煌变文集》卷八载句道兴《搜神记》“王景伯”故事：“景伯问曰：女郎因何单夜来至此间？”又云：“景伯遂与弹，作诗曰：今夜叹孤愁，哀怨复难休。嗟娘有圣德，单夜共绸缪。”其中“单夜”一词凡两见。罗振玉《敦煌零拾》同。伏俊琏、伏麒鹏《石室齐谐》注云：“单夜：孤夜。或谓‘单’是‘寅’字之误，‘寅夜’就是深夜。”本书作者指出，释“单”为“孤”，文义似乎可通，然而“单夜”一词他书未见其例。“单”与“寅”字形相差较大，也不大可能误写。经核查原卷（原中村不折藏本），所谓“单”字实皆作“”，乃是“触”的后起会意俗字。“触夜”就是趁夜，唐姚合《送无可上人游越》诗有句曰：“芳春山影花连寺，触夜潮声月满船。”亦用“触夜”。《敦煌零拾》、《敦煌变文集》皆录作“单夜”，属于臆改；《石室齐谐》据误字注释，自难得其本原。

    像这样校勘精审、纠错辨讹的例子，本书中随处可见，可谓胜义纷呈。这就使本书成为一种值得信赖的高质量的“敦煌小说”文本。

    综上所述，本书是敦煌文献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文献学和文学史研究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另外，本书繁体竖排，版式清朗，附录的日本藏本《搜神记》、《黄仕强传》等彩色图版为国内少见，既让读者得以一睹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文书之真容，又赏心悦目，都可见出著者和出版者的匠心。

    《敦煌小说合集》

    张涌泉 主编 审订

    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