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花”,也就是插有花枝的瓶子,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见的画题。然而,明末清初画家汪中《得趣在人》册内描绘“瓶花小鸟”的一帧,却有一层不寻常闪耀于画面。很多传世绘画与出土艺术品,如果将其置于特定的脉络中,反而更易清楚体会其意义。
这帧画面上呈现一只窄口大腹瓶,插着几枝花草。与常见的花瓶不同,在此,花枝没入瓶内的部分透过瓶壁映现出来,只是色彩转淡,变成朦胧的浅影。同时,瓶中还有游动的鱼、虾,也是影像轻浅。显然,画家在此尽心表现了一只材质透明的瓶子。不过瓶身被染上一层淡色,显示瓶壁并非彻底透明,而是带有浅淡的色泽,故此瓶显然不是水晶质地。
如此的画面催人自然联想到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的记录:
董祥,京师人,今为翰林待诏。工画花木,有琉璃瓶中杂花折枝,人多爱之。
早在北宋时代,画院画家董祥最拿手的题材就是表现插在玻璃瓶中的折枝花束,当时的人对他的这类作品很是喜欢。
董祥其实远非北宋时代唯一热衷描绘玻璃器皿的画家。细查资料即可发现,宋代的宗教绘画中随处活跃着玻璃器的形象。如南宋楼钥《跋乔仲常高僧诵经图》中即记录道,他看到的一卷“十六应真图”,画中“以琉璃瓶贮藕花,小龟缘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视……”(《攻媿集》卷七十一)另外,黄庭坚曾作《南山罗汉赞十六首》,提到“第一尊者”图中有“坐前琉璃花盆”;“第二尊者”图中则有“坐前琉璃盆花”;“第四尊者”是“小僧倾琉璃瓶水饮虎”;“第五尊者”为“小僧奉琉璃器,中有两孔雀尾”。将此与楼钥的记录相联系,可以推知,十六罗汉图中出现玻璃器,在北宋绘画创作中已然是固定下来的程式之一,当时的画家们创作时一般都会动用这个原素。传为唐代画家卢楞迦作品的《六尊者像》中,第八尊者前的高几上恰恰有一只透明玻璃钵,内插两簇牡丹花,则是这类创作活动的珍贵实迹留存。
实际上,在宋代,佛教绘画与玻璃器结缘,绝不仅限于罗汉题材,最明显的,观音像中“琉璃净瓶”就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原素。最为值得珍视的是,现存四川博物馆的南宋佚名画家所作《柳枝观音像》上,观音的宝座旁有一只大盆,盆中插有硕大的一朵牡丹,两畔则有红色花卉相伴。重点在于,这只大盆通体透明,于是,本应掩在盆内的折枝以及碧叶却清晰地映现在盆体的器壁上。由于黄庭坚《南山罗汉赞十六首》中明确提到当时的佛教绘画中绘有“坐前琉璃花盆”、“坐前琉璃盆花”,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柳枝观音像》中所描绘的正是宋代画师们普遍喜爱的一个细部画样——插有鲜花的大玻璃盆。画家非常用心地让花枝掩在盆中的部分,包括底层的花瓣、花蒂、折枝以及碧叶在颜色上褪去一分鲜艳。实际情况是,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宋时的玻璃器不能如今日玻璃这般彻底透明,而是隐约带有青色,接近半透明的状态。画中显然是在刻意地展示当时玻璃器的这种特点,同一枝条,插入盆腹之后就变成模糊的影迹,与伸展在盆外部分的清晰形象构成对比,通过色调上的变化呈现半透明玻璃壁映现物象时必然会造成的朦胧感。
由此可见,在董祥生活的时代,玻璃器其实是很多画家都喜欢的素材,只不过一般都把这种器物当做画面中的一个细节来处理。董祥的才华之处在于,他把插有花束的玻璃瓶提炼为一个独立的小品题材。至于画家之所以会有如此灵感并获得成功,则缘于玻璃器在宋人日常生活中乃是相当普遍的应用物件,这是今人一直拒绝认识的历史细节之一。以玻璃瓶作为花瓶,实乃宋代富贵阶级中的时髦做法。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写道,禁中赏牡丹,会用到大食玻璃瓶;《齐东野语》则提及友人紫霞翁“供客以玻璃瓶洛花”。因此,“琉璃瓶中杂花折枝”这一画题完全是对现实生活中常见细节的有效提炼。
将汪中的“瓶花小鸟”图与《柳枝观音像》中琉璃花盆细节相对照,不难得出结论,这位明末画家所着力刻画的恰恰是“琉璃瓶中杂花折枝”的古老画题。同时,还表现了鱼虾嬉游瓶内水中的活泼,如此的设计,竟与楼钥“以琉璃瓶贮藕花,小龟缘茄而上”的记录惊人的相近。
实际上,在阔腹玻璃瓶中养上小鱼数尾,是早在宋代就已出现的做法,并一直沿袭到明时(详见扬之水《琉璃砲灯中鱼》)。不过,汪中《得趣在人》册的十二帧作品明显是按明人特有的方式临仿宋人作品,这种临仿总是把模仿与再创造混在一起。因此可以推测,“瓶花小鸟”的出发点并非写实,而是再现古画的画面。经过近千年的时光,董祥的作品未能幸存下来,但是,这位宋代画家所擅长并受到他同时代人欢迎的玻璃瓶插折枝花作品的风采,根据汪中作品的精彩呈现,便可以想象。
在汪中的笔下,琉璃瓶旁停有一只八哥,被瓶中鱼虾的游态吸引,瞪目盯视,极饶意趣。不知此一巧妙构思是采自前人作品,抑或为汪中自己的灵感。想来,宋代画家既然已有“以琉璃瓶贮藕花,小龟缘茄而上,童子隔瓶注视……”的表现,以当时花鸟画之盛,描绘猫雀等小动物隔瓶盯视瓶中物的作品很可能同样会出现。因此,八哥凝看瓶中鱼虾的细节,极可能也是沿用前代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