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和他的“问题小说”

    当代文坛多尊刘大杰为文学史家或翻译家，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已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了。1927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文学部边读书边写作，在校三年期间，写了一批小说寄回国内发表。后来，上海北新书局等出版了他的小说集《支那儿女》、《盲诗人》和《昨日之花》。

    刘大杰的小说反映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问题，非为文学而文学。这一点在《昨日之花》中十分明显。该书收入了《新生》、《昨日之花》、《戒指》、《饿》、《春草》、《蜘蛛的死》、《半夜醒来》、《花美子》8部短篇小说，可以说是贴近那个时代，贴近当时生活之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给读者以广阔的思考空间。当时郁达夫先生在《青年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昨日之花》的文章，充分肯定了作家关注现实的创作态度。他说：

    “……我觉得作者，是一位新时代的作家，是适合于写问题小说宣传小说的。我们中国在最近闹革命文学也总算闹得起劲了。但真正能完成这宣传的使命，使什么人看了也要五体投地的宣传小说，似乎还没有造成的样子。所以我看了刘先生的作品之后，觉得风气在转换了，转向新时代去的作品以后会渐渐产生出来了。而刘先生的尤其适合写这一种小说的原因，就是在他的能在小说里把他所想提出的问题不放松而陈述出来的素质上面。我希望刘先生能善用其所长，把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斗争问题、男女问题，都一一的在小说里具体地表现出来……”

    早在1925年刘大杰在武昌师大中文系读书时，郁先生就是他的老师，颇器重他的文学天赋。当时，刘大杰刚逃婚从家跑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客居在学校的一间陋室里。他以自己逃婚的无奈作为骨架，写了一篇万字左右的小说，题目叫《桃林寺》，即送给郁达夫先生看。郁看过说“还好的”，并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寄给《晨报》副刊。十天后，小说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12块钱稿酬，还附了一页信，很客气地叫刘以后常为晨报副刊写文章。

    正是“社会问题”把刘大杰“逼”上了文学之路，他贴近时代，关注社会问题，写“问题小说”也不是无源之水。然而，写“问题小说”又是很难的。郁达夫先生给刘大杰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一条是“使什么人看了也要五体投地”，另一条是“具体地表现出来”。细细咀嚼这两条标准，让人深感不同凡响，非行家里手难以道破。

    刘大杰对郁先生的评论虽受宠若惊，却又是清醒的，对他所提标准的理解吸收也是全面的。他后来在一篇谈文学写作的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文学，是应该反映着社会的人生的政治的意义的，但不能先存了要表现某一种政治的意义再去写文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人生’的文学，也必得有艺术的价值。否则，文学便成了政治的宣传品。”

    刘大杰小说中关注的种种问题，归结到一句话上，都是生存问题，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存问题。这种关注，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正如托尔斯泰晚年忏悔的：“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受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唯一使命。我们甚至不知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我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语言，甚至忘掉了劳动人民本身。”他这既是自责，同时也是对同行的问责。

    解放后，刘大杰一心投入到教育事业，虽一度担任过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却基本上与小说写作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文坛不应该忘记一位曾经倾全部心血关注社会，洞察平民生存状态，并勇于担当的小说家。

    （作者为杂文家，原鲁迅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