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学考试、成人考试到研究生考试甚至高考,以及去年爆出的会计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试与司法考试泄题,似乎每次考试的新闻后紧接着的总是“泄题”的新闻——
对话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
上周末,刚刚参加完自学考试的职业学校学生张敏打开报纸,最先映入眼帘的竟是“自学考试泄题”的新闻。但她并没有过多的惊讶与不安,而是把报纸放在一边。“泄题的新闻太多了,这条新闻过两天就会被淹没。”她说。
的确,“泄题的新闻太多了”,仅仅在一周前,职称英语考试刚刚爆出泄题丑闻。
从自学考试、成人考试到研究生考试甚至高考,以及去年爆出的会计师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试与司法考试,似乎每次考试的新闻后紧接着的总是“泄题”的新闻。今年两会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甚至公开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
但是,泄题事件的频发是有关方面打击力度不够吗?在已经查处的“泄题”案件中,不乏有人因违反纪律免职,有不少人因为触犯法律被依法定罪获刑。违法违纪成本不可谓不高,为什么还有人铤而走险呢?难道仅仅是教育部门和考试主管部门的问题吗?如何让考试不再“失守”,给广大考生一个公平的环境?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泄题的违法成本还是不高”
记者:从年前的研究生招考到最近的职称考试,逢考必泄题似乎成为一种现象,尽管打击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每次考试仍有漏网之鱼。为什么泄题现象屡禁不止?
程方平:我认为,泄题的违法成本还是不高。在古代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相关人员要“连坐”甚至死刑。目前我们的《考试法》还没有出台,“违规”还是“违法”,这中间的差别很大。由于惩治条款不明确,一些人员只是受到党纪处分,并没有负法律责任。
关于泄题现象,据我了解,在一些基层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比我们目前爆出的新闻还要严重。这不仅违背基本公平,更违反国家人才建设目标,迫切需要加强监督,健全法制,加大打击力度。
谢小庆:泄题的现象目前确实比较严重。而且随着科技创新,还出现了一些先进的作弊工具,我见到过放在嘴巴里且能抗干扰的作弊设备,一些设备还用到了军事波段,进考场时不能检测出来。泄题现象的危害十分严重,不但违反公平的原则,让一些人在招生过程中享受到优先权,还让一些缺乏道德底线的人获利。
我觉得泄题现象屡禁不止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当然是管理不严,制度不够健全。其次是目前有些人事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如职称外语考试,像古代汉语、文献学、中国历史等专业也需要考外语,违背人才发展。
第三是评价方式单一,过于依赖考试。其实考试是局限性很大的方法。考试要求是标准化、整齐划一,但人才的发展并不是标准化的。
第四是我国还没有一部《考试法》,一些具体的违法违纪细节如何处罚,如有异议如何仲裁,缺少法律依据。
最后是社会缺乏一个整体的信誉系统,缺少内在制约。泄题人对违法违纪往往不愧疚,而一旦有人提出推荐、选拔等措施作为笔试的参考,大家往往对被推荐者的资质表示怀疑。
“越专业化,泄题的可能越低”
记者:泄题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出现在哪些环节?似乎不仅仅是考试主管部门的问题。
程方平:我们的考试其实十分严格,安全部门都介入进来了,但是仍出现泄题现象。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统筹来管。
在民国时期,我们有立法院和考试院,考试由专门的考试院来管理,这种管理方法让考试更加专业化。目前我们的考试归口比较多,专业不强。我觉得越专业化,出现泄题的可能越低。
谢小庆:泄题现象可能出现在多个环节,应多管齐下,加强管理,健全制度。一些规定很好,但实施起来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我参加过一些笔试命题,规定不许带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但是管理并不严格。
近年来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技术手段,如教育部考试中心的考场系统,高考时全国的考场情况尽收眼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承担了不少考试,他们用数学手段对试卷进行甄别统计,对一些试卷的雷同情况进行了有力打击,根据统计结果,对一些地方的考点进行批评警告,也取消了一些地区的考点。
但是,目前采取的技术手段还比较少,司法考试、医师资格考试等还没有做,我觉得利用数学手段分析甄别还是大有可为的。
“考试制度建设亟待改进”
记者:国外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泄题现象能否从根本上规避?
程方平: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专门的“考试院”,一些国家有专业的社会化机构,教育部门可以委托他们进行考试。这样的安排更专业化,且和权力部门联系较远,是比较好的方式。
结合我们国家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制,如让利益相关者参与监督,让考生、家长参与监督,对一些考前的公示、考中的监督都将有很好的效果。
谢小庆:在考试制度方面我们和国外相差很大。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在前面讲过,笔试是局限性很大的一种考试。在国外之所以泄题的现象很少出现,很大原因在他们的考试制度上。比如美国,在美国参加大学或研究生的升学考试一般需要三个方面。笔试占三分之一、平时成绩占三分之一、社会活动、推荐等证据材料占三分之一,这样对一个考生来说,能形成一个比较合理客观的评价。很多发达国家情况大抵如此。
但是我国不同。在我国笔试几乎占评价的100%,只有笔试一条路可循,我们又缺乏信誉系统,如果一个校长为考生写推荐材料,很多人会认为他们认识、有交情,不太会相信。如果能构建社会的信誉系统,降低笔试比例,更多地考虑考生的过程性评价,降低总结性评价,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教育部最近实施的“中小学生成长记录袋”就很好。
我们还希望呼吁《考试法》尽快出台,让一些作弊行为无所遁形。
(本报记者 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