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才的路上

    去年我回故乡新居小住期间，一次到侄女秋明家做客。秋明婆家原先也是农民，因就在市郊，前些年土地被征用，于是住上了环境优美的居民小区。虽说小区内没有学校，但每天有校车接送学生，她儿子上学也就十分便当。我不禁感慨：“如今农村的孩子真幸福，从上学第一天起就有汽车接送了，我直到上高中之前，还没见过汽车哩。”秋明听了有些惊讶。

    我出生于旧社会，祖父是私塾的教书先生，所以在虚岁5岁，我就进入本村的小学读半年级了。所谓半年级，相当于附设的幼稚园。我的小学校只有三个教室，因此，全校六个年级加一个半年级，只有三个复式班。即一年级、三年级加半年级是一个班，二年级、四年级是另一个班，再就是五、六年级编成一个高级班。读半年级的学生是没有课本的，老师也不专门教这些孩子，只是让我们静坐旁听，受点熏陶而已。

    11岁那年，我考入离我家有20里路的修善寺初级中学读书。那是一所私立学校，寄宿生必须自带床铺，因此，是我父亲挑着一只从亲戚家借来的棕绷子和行李送我去学校报到的。我是新中国成立后村上考取初中的第一个孩子，母亲特意为我做了一双新鞋。父亲和我都是赤脚去修善寺中学的，临到学校时，才在路边的池塘里洗了脚，穿上鞋跨进校门。只要天还不太凉，每周末下午放学后，出了校门，我都是打赤脚回家。

    那时，寄宿生都是男孩，两个同学搭一张铺。和我搭铺的同学家境也不好，我出的是盖被和棕绷子，他出的是垫被和两张搁棕绷子的长凳。每到放寒假时，我总要将盖被打成背包带回家让母亲拆洗。回家路上走累了，就放下背包坐在路边歇一下，消消汗。有时还要到路边的地里拔几根胡萝卜，在池塘里洗干净后用来充饥解渴。

    读初中期间，我始终没有机会进城。我家离常州有30多里路，要进城的话，青壮男子都是步行，老弱妇幼则是到附近的小镇去乘船或到奔牛镇去搭火车。奔牛镇离我家有15里地，有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赶集，我第一次新奇地看到了奔驰而过的火车，兴奋得欢呼雀跃。

    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父亲早年在苏州的中药铺当过学徒，他送我到奔牛镇上火车时关照我，到苏州站下车后，叫辆黄包车去位于三元坊的苏高中报到。那是1956年，苏州城里还没有公交车，从城里到虎丘去玩，也要坐马车。记得我第一次和几个来自农村的同学一起去虎丘玩，也是走路去的。上高中期间，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太湖边上的光福去搞过一周的野营拉练，是部队派卡车接送的。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乘汽车。至于真正有机会乘坐大轿车，那是到南京上大学之后的事了。

    当年的条件在今天的家长们看来，也许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就在我们这些受过苦的一代人里，出了不少人才。记得与我同班的初中同学，一起考取苏高中的是4人，清一色的农家子弟。苏高中是全国都叫得响的江南名校，1959年毕业的那一届，我们班上就有5人进了清华、北大。其中有3人，直到去年才第一次与其他几名在京的同学相聚，原来，他们毕业后都搞“两弹一星”去了，50多年里因工作单位一直保密，老同学都不知他们身在何方。而我这3位高中同班同学，小时候也都是赤脚上学的农家子弟！

    虽然如今的孩子上学的条件比我那个年代有了天壤之别，然而为什么这些年我的家乡石庄村还没有培养出一个考进重点大学、得以到北京工作的高科技人才呢？谈到这里，秋明颇有些惭愧地说：“我这一代人上学的时候，就已经不像你和我爸爸那样放了学还要割草放牛。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却没你们那代人出息！”

    这时，两辆漂亮的校车开进了小区。她说，前面一辆中型车是幼儿园的，后面一辆大型车是她儿子所在小学的。在秋明下楼去接她儿子的时候，我再次想到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当然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才的培养并非仅仅依靠优越的环境。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前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