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理论史对于理论建构的意义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四卷结构中，前三卷被称为“理论部分”，第四卷则被视为“理论部分”的“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然而，就写作的具体情况看，《剩余价值学说史》并不是单独写作的，而是与《资本论》的其他内容混同在篇幅巨大的、后来被称为《1861-1863年手稿》之中。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写作的这部手稿保存在23个笔记本中，约200个印张，马克思给它们标上了通贯全稿的页码：1-1472页。这部手稿或多或少触及到《资本论》前三卷的所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多不是按照后来定稿的顺序先后写出的。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理论阐释到什么地方，理论史的梳理就跟进到什么地步。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原始考虑中，《剩余价值学说史》也不是单独成册的。1862年末至1863年初马克思形成的《资本论》的结构只有三册，他当时把理论史部分分散安插到各册之中。到后来，随着理论问题的盘根错节，逻辑顺序的反复斟酌，思想叙述的集中性考虑和文稿篇幅的平衡问题等等，使马克思逐步有了把理论史部分从《资本论》三册中分离出来的想法。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

    对《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始写作状况的这一简单梳理以及它在卷帙浩繁的《资本论》手稿中地位的甄别，使我们看到，一方面，理论史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创作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理论难题廓清和解决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剩余价值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层次上、从不同角度对它的起源、表现、本质和变动的规律作了探究，马克思对此是不认同的，因此《资本论》所完成的理论建构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性超越。但它不是另起炉灶，从新开始，而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辟的问题域中各个突破，进而实现整体超越。这样说来，在理论所关涉的每个问题上辨析毫芒，甄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始意旨、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推进又怎样重蹈误区，就成为进行新的思想创建的前提；而以史的方式把对问题的不同理解连缀起来进行叙述和评论，又会勾勒出一幅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连贯而完整的图景，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创新置于这一思想史的进程和图景中，更能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种理论史的梳理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廓清了思想前提，研究整部手稿仿佛走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和锤炼过程。

    另一方面，理论问题又统摄着理论史的方向、线索和逻辑。马克思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派理论，并不是按严格的历史的（编年的）顺序梳理的，而是按照理论问题来选取思想史材料，进而作出分析的。无论是对学派演变还是对理论发展的梳理，这部手稿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进行的，也就是说，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派发展史，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史。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某个经济学家在剩余价值问题的研究上作过哪些贡献，处于何种地位。因此，材料的安排和叙述总是围绕对理论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来进行，按各个人的理论（或某人的某一方面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来安排的。理论问题既确定了理论史所关涉的大致轮廓和方向，也规约着思想发展的进程与线索。而理论统摄下的理论史的清理既揭示出思想演进的逻辑，也促进了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理论史的清理与理论本身的建构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使马克思的叙述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准。

    《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并不仅仅只是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方法的佐证，更蕴涵着深层的“历史阐释学”的价值。研读马克思留下来的文本我们会发现，他真正完成了的、成型的作品远远少于未完成的著述，绝大多数是笔记、手稿以及计划写作的著述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稿。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文稿反复斟酌、再三修改？这里不只是关乎他当时是否建立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他更多地考虑到的理论如何表达和思想怎样阐释的问题。马克思当然坚持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但历史以怎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对历史如何叙述才能显现出其当代意义？源于时代境遇和社会实践的理论又如何表达才能显示其真正的意旨？所有这些都关乎“历史阐释学”的重要议题。20世纪历史哲学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诸如此类的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领域，从而大大超越了19世纪的思维；马克思以其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触及到当代“历史阐释学”的这些问题，并且在其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挖掘和提炼。

    （上期《重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见2012年3月30日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