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华胥四十秋

    窗外依然是白雪皑皑，唯有坐在屋内闲读诗书，以慰朽骨。偶然在陈寅恪先生的诗集中,读到一首题注为“四十余年前，在沪陪李瑞清丈观谭鑫培君演《连营寨》，后数年在京陪樊增祥丈观谭君演《空城计》”的七绝，诗云：“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贞元朝士曾陪坐，一梦华胥四十秋。”读后心中不免些许恻怆，不能已矣。

    多年以前一段与陈先生的戏缘重现脑海，真似前尘往事，恍如隔梦。想我一别南国康乐园（中山大学）已逾半世，先生归道山也已四十三载，先生与我可谓“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了。近些年社会上纪念先生的文章越来越多，我也总想写点什么，与其大段论述先生学贯中西的冰清，不如东鳞西爪地回忆先生的玉洁；与其说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毋宁说是在追忆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

    1957年，我作为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的青年教师赴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进修。幼年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我，第一次亲近中大康乐园草木时，顿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感。岭南毓秀，佳木清渠，黄白鸟鸣让人亲和。然而令我终身难忘的,还是与这里寒柳堂主人的一次亲近。

    那是一日周末，一位女士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路先生，明日上午十点半钟可否来舍间一叙，唐筼。”我知道唐师母是陈先生的太太，同为名门之后。第二日上午我便按时赴约，心中带着些许忐忑，一路打听,终于走进了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居所，康乐园东南区一号，也就是海内外学人无比崇仰的“寒柳堂”。当我走上二楼时，不少老师已先到了，他们中我大多并未熟识，我作为晚辈只能静静陪坐。席间谈及戏剧，大家鼓励我唱一段，我从未拜师学戏，只是在戏片上学了皮毛，不好献丑，然盛情难却，便唱了段梅派的“女起解”。唱罢后，我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先生虽已几近失明，但仍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肯定。我顿感欣慰，心里的忐忑也少了许多。

    从此之后，我每星期日都应约去先生家雅集，去得多了也便与先生和师母熟识起来。他们知我离别钱塘考妣，万里迢迢至祖国西陲，更对我如至亲般关爱。外界盛传先生脾气大，既清高且自傲，曾对中科院中古所“约法三章”，拒绝北上。然而我所见到的先生却总是祥和而平静的，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意谓如此吧！

    先生为世家子弟，喜观戏文，游学欧西时常观歌剧。而到1957年，先生对中国戏曲似乎有了格外的偏爱，那年孟春，广州京剧团访问中山大学，与“教师之家”清唱并座谈，先生颇感激动，一连写了三首绝句，并总题为“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诗三绝句”，其中一首便是上面提及的忆陪清道人观谭鑫培演出的诗句。而香港《文汇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亭》《梁祝姻缘》戏题一诗”的七律。诗云：“金楼玉茗了生涯，老生风情岁岁差。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

    也许真是忆起了旧日京华的烟云，先生对我的清唱竟认真起来，一日对我说道：“路先生，你是否有意拜梅兰芳先生为师呢？如若有意愿，我可为你写信举荐！”我听后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我想自己只算是个戏迷，连票友、曲家也未称得上，怎敢奢望拜梅大师为师？再者，我是大学的历史教师，怎好去下海学戏？后来陈师母告诉我：“先生叫我跟你说，你的声调很像梅兰芳，聪明、浑厚且无浮躁之音，想请梅先生调你去他主持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教授近代史，你既可以研修历史，又可以系统地学习梅派艺术。历史研究只要下得苦功便能有成，而天生的嗓音却并非人人皆有，若不能请名师指点，恐可惜了你的天赋。”而正当我准备进修期满后去北京见梅大师的时候，同去支援边疆教育的丈夫因直言遭遇坎坷，我也不得不停止进修赶回乌鲁木齐的家中，从此便与陈寅恪大师“南北相隔天涯路”。我回疆后，政治上成为“右派家属”，经济上丈夫连降三级。此时，先生与师母虽与我殊途千里，却还常为我们寄来奶粉、罐头等在当时难以享用的“特供食品”。我对先生一家的感念之情无以言表，每念至此，不禁怆然泪下。

    陈寅恪先生晚年寄情于声弦曲韵，其情感是复杂的，身世与命运的苦寒、历史与人生的无奈,也许只有在这一唱三叹的清唱中找到共鸣。1959年，先生在观赏桂剧《桃花扇》后又一连赋诗三首，尤以香君沉江结局所赋的七绝最为伤感！诗云：“桃花一曲九回肠，忍听悲歌是故乡。烟柳楼台无觅处，不知曾照几斜阳。”孔氏的传奇中，香君还只是红尘看破，黄冠青灯；可桂剧中的佳人已是“殉国坚贞，红颜同尽”。这西子之沉的悲歌,也许更能触及先生旧日的感伤。  

    1927年初夏，先生的好友，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前，他将书籍托付给陈先生处理。而陈先生也在其逝世一周年时撰写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其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词句，对后世学人影响最深，也最能代表陈先生的人格与治学。还反证出在那个“今日吾辈皆苟活”的年代，死也许比自由容易得多！

    大家都知道静安先生是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人，对陈先生“颇喜小说、戏曲”的了解却不多。陈先生于1953年完成其对弹词、小说的研究著作《论〈再生缘〉》。《再生缘》为清代杭州女诗人陈端生所著的长篇弹词，写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之间的悲欢离合事。越剧、黄梅戏等对此皆有改编，其中孟丽君女扮男装，连中三元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弹词小说在当时当归入“俚俗之微词”，而作者出身于进士门第，诗礼之家，却暗撰弹词之体,在其丈夫流放新疆伊犁后，又有“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沉沉难圆。失群征燕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的感受。现实的感触、学术的思考和对才女身世命运的叹挽，使得一代史学大家陈先生“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聊作无益之事，以谴有涯之生。”素来不被学人所重视的戏曲、弹词却被先生视为“在吾国文学史亦不多见”，而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被其视为“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地变天荒总未知，独听凤纸写相思。高楼秋叶灯前泪，异代春闺梦里词。绝世才华偏命薄，戍边离恨更归迟。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首附在《论再生缘》结尾处的题诗，道出了先生对作者人生的体味与感伤，先生甚至写下“彤管声名洛寂寂，怅望千秋泪湿中”。这一曲清泪，是为未完的《再生缘》而泣、是为悲苦作者而泣，也许根本的伤痛正是先生超越而无助的自我的写照。我身处西域边塞、古道西风瘦马的现实环境中，读之更产生了强烈共鸣。

    如今我已是耄耋老妪，世事早已沧海桑田。真可谓“叶落人何在，寒云路几层”。佛经云：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对于康乐园中与陈寅恪先生的一段因缘，我作如是说。

    （作者为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