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灯

    在苏州大学的课堂上，我曾经给学生们讲：胡适、钱玄同、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学术大师、文学巨匠早已经进入历史的长河，但距离你们也还不遥远。究竟多远？我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我的老师任访秋先生是钱玄同、胡适的学生；李嘉言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朱自清的助教，而我现在又是你们的老师，所以在你们与胡适、朱自清们之间也就隔了两个人——我与我的老师！

    我的这番话，近乎“忽悠”，但其中倒也表露出学界历来暗藏的一点玄机，那就是治学应该是有传承的。

    河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曾有诗云：“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这“薪火相传”，形容的就是学术上的因袭与传承。

    我更偏爱佛家的一种说法：“传灯”。宋真宗年间释道原所撰《传灯录》自前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祖祖相授，以法传人，犹如传灯。稍后由杭州灵隐寺普济和尚编著的《五灯会元》，讲佛家派别枝分却灯灯相续，联芳续焰而千古光明，更是尽显“传灯”之风采。

    佛界如此，学界也大抵如此。

    然而回望我们数十年的大学教育，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欺师蔑祖乃至诛师灭祖的恶行总是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励，本应一以贯之的学统，整体上早已变得支离破碎。

    在开封古城东北一隅的河南大学，似乎存在一个偶然的例外，那就是以任访秋先生为轴心、为主线的近现代文学史研究。

    任访秋于辛亥革命前两年、五四运动前十年出生在河南南召县梁沟村，父亲为乡间塾师，自幼熟读五经四书兼读小说野史，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底蕴。青少年时代在开封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接受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熏陶，上世纪30年代到北京求学，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钱玄同，后又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导师为周作人，同时选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1936年暑假，完成了十余万字的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主任委员胡适，成员周作人、罗常培、陈寅恪、俞平伯。任访秋的论文《袁中郎研究》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全票获得通过。

    任访秋生前曾经谈到他与钱玄同、胡适、周作人的师生情谊。

    在北师大的头两年里，任访秋先后选修了钱玄同的“国音沿革”、“经学史”和“说文研究”等课程。钱玄同个性独立，学问渊博，有名士风范。钱氏承继其师章太炎的家法，推崇清代朴学大师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以及独立思考的精神，兼取古今文经学之长，同时借鉴西方学术资源，从而形成自己独特而严谨的治学方法。任访秋听他的课感觉“茅塞顿开”，眼界为之一扩，他一生的治学生涯遂由此打下根基。

    在北京大学研究院，任访秋直接师从周作人，成为周氏登堂入室的弟子、西直门内八道湾周宅的常客。正是在周作人那里，他发现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与晚明公安派十分相近，便以公安派的领袖袁中郎为研究方向。周作人不但悉心加以指导，还将自己珍藏的明刻本袁中道《游居柿录》借他参阅。上世纪90年代，已是风烛残年的任访秋听说《读书》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周作人凄凉晚景的文章，便立马让学生找来，用近乎失明的双目仔细读过。尽管世事沧桑，埋藏心底的这份师生情谊仍在。

    任访秋不但选修过胡适开设的课程，课下还与胡适有书信来往。他从胡适那里接受更多的是他的治学方法：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著应以明变、求因、评判为目的，即在古今接续、中外会通中“明变”；从社会思潮变迁、学术思想传承中“求因”；在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感召下加以“评判”。从青衿学子到耄耋老翁，任访秋的治学路径一以贯之，几乎成为宿命，无法改变。

    章太炎、钱玄同、胡适、周作人、任访秋，是这条学灯传递路径的“上线”，在河南大学，任访秋无疑是这条线上的“初祖”。

    “初祖”的家法表现在“学术界域”、“治学方法”、“学者风范”三个方面：

    学术界域为立足“五四”，探源晚清，上溯晚明，打通近现代，并举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在机械唯物论盛行的时代，这种近乎怀特海“有机论”、“过程论”哲学的学术眼光，实在不啻高人一筹！

    治学方法乃遵循清代朴学大师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力求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考据务求其真，重史料收集不惧繁难；文献力争其全，辨伪辑佚独具慧眼；致用务求其实，拓展学术以服务社会。

    学者风范犹存民国遗风：勤谨自律、平易待人、温良儒雅、仁厚宽和；凡事只有勉力以求，不敢稍存懈怠取巧之心。对学生循循善诱，不以威权压人，力争以理想的魅力、人格的魅力、知识的魅力感召青年。

    任访秋先生以下，学灯的传递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被国内学界称作文学研究的“河大兵团”。仅我能够数得出来的，就有刘增杰、赵明、刘思谦、张如法、王文金、关爱和、沈卫威、解志熙、孙先科等。其中，不但受到过任先生的亲炙，且始终坚守近现代文学研究基地、深得先生真传的，我想，该是刘增杰、关爱和、沈卫威与谢志熙。

    刘增杰，河南滑县人，1956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他著述甚丰，在宏观的文学思潮研究与精细的文本研究结合方面与任访秋一脉相承，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文学思潮研究的范围，深化了文学思潮研究的境界。他的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文学研究与解放区文学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从他治学中倡导的“链条意识”中，也不难看出任访秋治文学史“上溯明清、下联近现”的初衷。最近，他精心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即将出版问世，或可看作为这一学统的传递点燃起又一盏明灯。

    关爱和，1981年本科毕业后即考取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成为任访秋先生的嫡亲弟子。他以中国近代文学史为主攻方向，长期以来协助导师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在鸦片战争时期至五四时期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久前，他为即将付梓的《任访秋文集》撰写了长篇序言《从同适斋到不舍宅》，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其师的治学道路与学术贡献，其视野之宏阔、文理之周至、言辞之恳切令人感慨不已。对此，同为任先生弟子的王文金教授特意吟诗为誌：“同适更名不舍斋，先师笃志最高阶。酬勤著述千秋在，玉树云山永仰怀。”

    解志熙，这是一位极重情义的人，在河南大学获取现代文学方向硕士学位后即到北京大学深造，在严家炎先生门下获博士学位，原本可以留京工作，却毅然返回河大，在继承任访秋先生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经验，陆续出版了《考文叙事录》等一批厚重的研究成果。任访秋先生去世后，他致力于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为《任访秋文集》的校订考释付出了辛勤劳动。十年后，他方才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将中原学灯继而传递到清华园。

    还有一位是沈卫威，任访秋先生1985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原本也是一个地道的河南“土著”，后来却跑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博导去了。当年，刚跨进师门的沈卫威就向其师提出：“我要研究胡适，想为他写本传记”，把老师吓了一跳，也勾起老师的百感交集。此后，老师仍然给与这位初生牛犊全力支持，为他提供资料，帮他联系胡适的旧人，书稿写出后又为他撰写序言，联系出版。多年来沈卫威一直在胡适、茅盾、吴宓、学衡派、东北流亡文学史等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影响远播港台。

    我虽然也曾聆听过任访秋先生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同时还听过刘增杰先生讲授的现代文选与写作，却自知完全不配厕身上述学灯传递的序列。这倒不完全是我后来从事的教学领域是文艺理论，还因为我在河大读书期间没能好好学习，不但没有登堂入奥，甚至也未能跨进门坎。

    在河大中文系的传灯录中，从目前看来成就最为辉煌的自然是任访秋一脉，但在以往的岁月中，还有像张长弓、于安澜、于赓虞、万曼、李嘉言、李白凤、华钟彦、高文诸位各立门户的大和尚，我全都未能寄名门下，这已是说不尽的遗憾。拉一下客观原因，我在1963年秋天入学，不久便走出校门，先是“小四清”、“大四清”、“学军”、“学农”，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革了文化与教育的命。四年大学，上课时间不足一年。实话实说，我不过是河南大学“抛荒”时代的一根杂草，别说传灯，连做“灯草”的资格也不具备。

    尽管属于“杂草”，但我毕竟还是自幼生长在开封古城东北一隅这块风雅宝地之上，从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耳濡目染受到河南大学人文气息的熏染。况且毕业离校后，往昔的师长们总也不弃不离，竟也使我沾得些许河大学统的慧光。

    记得《五灯会元》中还有着“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的说法。在河南大学中文学科的学灯传递中，我也许该属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一类。

    当然，我也够不上正经的“别传”，或许只是“野狐禅”。

    （作者为著名学者、作家、苏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