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是怎么一飞冲天的

    第一次从广播中听说22岁的刘路攻克了世界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还在读本科的他被中南大学聘为研究员（相当于正教授），我心中一亮！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哎哟，真好！中国的年轻科学家终于涌现出来了！

    但是接下来的第二反应却是担忧：哎哟，不好！这么年轻，可别让铺天盖地的媒体把他毁了！

    这真的不是杞人忧天，在媒体工作几十载，我可深知媒体的厉害——捧杀和棒杀，都足以摧毁任何钢筋铁骨。何况，刘路还只是一个22岁的孩子。

    不过还好，接下来传到耳朵里的消息，让我踏实了一些：某媒体摄制组去给刘路做节目，当在图书馆拍摄时，摄制组提出让正在攻读的全体学生都撤出的要求，当即遭到刘路的反对，理由是不能影响同学；摄制组又提出去刘路宿舍拍，也遭到他的拒绝，理由还是不能影响其他三位室友。我为自己的同行脸红，为刘路的理性、善于为他人着想的品性叫好。

    后来，我又从网上看到，刘路为人淡泊，行事低调，除了一再声明自己不是天才之外，所做的就是尽量躲起来，唯求世界快把他忘掉。我心中很是赞叹：这孩子，行！

    孰知世事难料。我自己竟然也卷进了这场新闻大潮，被派往中南大学采访。一想到自己也即将成为刘路讨厌的记者，先从心里就胆怯了——我可不想为了自己出新闻，就去做耽误人家科研工作的罪人！

    所以，接受任务、读了初步的资料之后，我即拟把采访题目定为“刘路是怎么一飞冲天的”。我一点也不想猎奇，不探究刘路的衣食住行、爱好特长、小学初中高中的分数、家庭秘史、七大姑八大姨等等。我想探究的是当下中国人才培养的机制、体制问题，看看能否通过刘路的实践，挖掘到中南大学有什么妙招，可以举一反三地提供给全国教育界借鉴。

 张尧学校长

    正是想弄清人才培养的问题，我首先找到了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

    张尧学是“七七、七八级”同学一代。我在北京时曾听说，他的想法总和别人不太一样。请看简历：

    张尧学，湖南澧县人。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南大学校长。他主持完成过多项国家级科研、国际合作项目等重大产业化项目并获过众多奖项。曾任清华大学与IBM合资的鼎新公司总经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与信息化推进司副司长，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高等教育司司长和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等职。

    与他见面没10分钟，我紧缩着的心就放开了。

    首先是源于几个细节：采访过程中几次有人敲门，无论是送材料的还是请他签字的，张尧学都亲自走到门口开门，来人离开时他还要送一声“谢谢”。

    其次是源于一则轶事：去年11月张尧学到任中南大学后，为了解第一手材料，常常一个人走到课堂去听课。由于大学课堂的开放性，老师同学都没在意，不知道他就是新来的校长。最后，还是有一天，一位副校长在闭路电视上检查教学情况，发现张尧学正坐在某个教室听课。

    再次，源于他对育人的理解。他说，中南大学氛围好，这里的老师们有话直说，是开放、包容、敞开、交锋的环境，感到特别自如。知识分子不能只是“识字分子”。人类创新的闪光点应在大学里面。年轻教师的教学经验当然不如老教授，但他们的主要任务，应是敢于打破旧传统，把学生带入创新的模式，和学校共同成长。

    他说：核心是人，主要是以什么方式用好人。什么时候解决好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国家就兴旺发达。有了人就有了方向，通过人来实现学科的发展。刘路能攻克世界难题，就是源于他的兴趣，他发自内心地热爱数学啊。

    他介绍起刘路的情况，如数家珍。我直率地问：“关于你们给予刘路的超待遇，社会上有种种说法，学校里有争议吗？”

    张尧学笑了笑，说：当初我和书记本想给刘路副教授的，几个副校长都说要给研究员，对全校师生是个激励。人事处长说国家有政策，可以先上岗后评聘。研究员和100万奖金公布以后，全校无论是教师、学生、行政人员，还是退休人员、工人、家属，都说好。来了那么多记者，在校园里见人就问，据说，还没有一个表示反对的。

    自古英雄出少年。战国时期，甘罗8岁做宰相，霍去病20岁做大将军。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用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教授。

    看人，不应看年龄、资历，而应看他有没有达到科研水平。美国《符号逻辑》杂志审阅刘路文章的编辑、著名数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丹尼斯·汉斯杰弗德评价说：“（刘所解决的）那个问题是反推数学中几十年来最著名的未解之题。我自己就曾多年从事那个问题的研究”，“刘的论文是近年来数理逻辑中最好的论文之一。它足以撑起一篇杰出的博士学位论文。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在刘的学校，并没有从事相关研究的老师，他没有接受任何指导，而是自学了所有的背景资料，完全独立地完成了这个问题的解答”， “这真是一个卓越的成就”。

    在张尧学看来，研究员仅是一个学术职称，刘路已经证明拥有独立的科研能力，给予他这个职称，是给他提供做科研的平台、保障和条件。日后，刘路可以在中南大学做研究，也可以到国外做访问学者。

    中南大学地处长沙，有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儿，历来就有破格用人的传统。著名数学家侯振挺院士，上世纪80年代发明“侯氏定理”，从助教直接聘为教授。中南大学的校园文化也很有特点，有很多关于创新的教育活动，教学过程中也经常强调创新的理念，数学院有“数学文化节”，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在这些过程中，有天赋的学生就会受到启发和激励，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对刘路，学校一直爱护有加。大一进校那年，凭借高中时自学的功底，刘路向学校申请高等代数免修，老师拿出一份卷子，他做了90多分，学校就同意免修了。有的课，他不来上，不来就不来，老师、辅导员都清楚，没人追究。

    我想起自己在大学的经历，不禁问道：“上课都不点名，也不记考勤吗？”张校长说：“我们上课不点名。学校也没有因学生不来上课而做过处罚。”他感叹：我们的高校管理是应该进行反思。没有朝着创新、激情、悠闲的方向走，就不会有“灵光一现”，就出不来东西啊。

    “悠闲”？

    “悠闲”！

    “创新”、“开拓”、“勤奋”、“实干”这些词，我们早都耳熟能详了。“激情”也不算陌生。可是“悠闲”，我可从来没有听过哪个教育专家，把它也纳入了自己想要实现的教育理念中！

    张尧学说，“悠闲”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自己选题，以兴趣为核心，想搞什么就搞什么。学科围着人转，而不是相反。

 侯振挺教授

    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学术水平有多高，不仅取决于它的校长，更取决于它的老师们。

    中南大学是一所被中国的高校合并潮催生的新大学，新世纪初年，由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长沙铁道学院和中南工业大学3校合并而成。虽然它现在的校名才只叫了10年，但若从湘雅医学院算起，其历史已经超过百年——湘雅建校比北京协和医学院还早12年，是中国最早的中西合办的大学。

    中南大学拥有7万各类人员，在这座山峰上，站立着14位院士，其中金展鹏院士还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仅2010—2011年，全校就有39位教师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该校在航空航天、高铁建设等方面，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去访问著名数学家侯振挺教授的时候，一见面，他就毫不掩饰他的推拒心理，拿出手机翻出一条短信，给我念了一遍。短信是他的老同学发来的，大意是说，看到他没在“刘路事件”上出头露面，就放心了云云。然后，侯教授马上又声明说：在这件事上，我只是向中国科学院李邦河、丁夏畦、林群三位院士介绍了刘路的情况，请三位院士分别致信教育部，申请破格录取刘路为硕博连读生，并建议加强对其学术造诣方面的培养。

    76岁的侯教授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我就做了这件事，做完了，就完了……”

    我恍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说：“侯先生，我们都知道现在做任何事情，都会遭到各种解读。我们相信您的人格。”

    的确，侯教授哪儿用得着借“刘路事件”炒作自己？生于1936年的侯振挺教授是中南大学的“招牌式人物”，当年，他研究的“齐次可列马尔夫过程”与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都是世界性难题，“齐过程”被他拿下后，在数学界常被与“陈猜想”相提并论。侯教授还曾在1974年发表论文《Q过程唯一性准则》，成功解决了世界概率界数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此成果被称为“侯氏定理”。1978年英国皇家学会向侯振挺颁发了“戴维逊奖”。那一年，也正是中国拨“文革”之乱返建设正途之际，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瞩目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侯氏定理”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学生说：“侯教授为人低调平和，尤其对学生特别好。”尤其有意味的是，侯振挺也是在大学本科期间，自学解决了排队论中三大难题之一的“巴尔姆断言问题”，这一点与刘路一样，“自古英雄出少年”。

    所以，侯教授就特别珍惜年轻人，也特别为刘路捏一把汗，怕他在荣耀的洪流中迷失了自我。“这些事，我自己经历过，如履薄冰！你知道，光女孩子都能涌过来一堆啊。对他的学习、学术都极为不利！好在刘路自己很淡定。”

    说到这里，侯教授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每次采访都说是最后一次，结果下一次又来了！”

    此时，刘路就坐在我身边，安静地听着。从去年10月起，他已成为侯老师的一名直博生，主要学习领域和研究方向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我只好又解释一遍，说自己不是冲刘路来的，而是想看看中南大学有什么培养人才的妙招。说着，我扭头对刘路说：“你做自己的事情去吧。”

    刘路选择了留下，一言不发地听。师从一位优秀教师，当然不只是跟他学功课，更应是从思想、人品、做人，全面学起。名师，绝不只是技术上的师傅；高徒，也绝不只是一个计算器。

    侯教授显然是对中国教育问题有过许多深度思考，马上脱口说出“钱学森之问”，并打开了话匣子。

    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刘路除了起身给大家倒了一回水，一直稳稳地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人生太复杂太曲折太艰难太漫长了，此刻，这个大男孩也许还不能全部理解我们的话。之前午餐时，我为了逗他说话，问他：平时有哪些事很快乐？哪些事不高兴？他回答说：“都挺快乐的，比如游泳、跑步、看电影，没有什么特别不高兴的事。”

    告辞的时候，侯教授答应和我们合影，但一再嘱咐我，照片只是留念的，不要发表。内心里，我对这位性格直率、敢讲真话、爱憎分明的老教授，充满了钦敬。

 青年教师们

    正值芳菲4月天，长沙的季节比北京早两个星期，迎春花和茶花已有点残，大火球般的榆叶梅却正开得轰轰烈烈。张尧学校长说中南大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果然是全开放，绿绒一样的草坪上，到处是学生、家属、老人、孩子，还有欢快的宠物狗。

    校园的景象是世间最养眼的美景。校园的氛围是人类最养人的气息。

    刘路曾说：“我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当我中学时的朋友一个个走进清华、斯坦福、香港理工等名校的时候，我心里虽有些失落但却无怨无悔。我不愿在考试上浪费时间，我不满足于试题所给出的标准答案，我感谢给予我指导的老师，我渴望证明自己，渴望学习上有自由的空间。”

    刘路喜欢自己的中南大学，母校给了他自由的学习空间。数学院院长刘在明教授介绍说：“数学院很考虑学生的兴趣，第一个学期上大通课，把数学、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等都纳入，一年以后再让学生自主选课，这样能帮助他们认知自己。我们强调自由学习，只要考试能通过，把学分拿够，上课不上课，学院不强求。像刘路这样自学的学生也还有，我们希望能多出几个这样的学生。国家创新，我觉得过几年在这方面会有突破的。”

    上世纪90年代，张尧学校长在教育部工作时，当年就出台了“教授两年不上讲台就摘帽”为核心内容的文件，又连续6年推进了大学英语教改。到中南大学工作3个多月，又出台了年轻教师搞科研、副教授以上老教师上讲台的措施。对此，刘在明非常拥护，说：“人是有惯性的，经验多了就不敢突破了，所以五六十岁已不是最好的科研年龄。全世界的数学家，出成绩一般都是在二三十岁。”

    土木工程学院助教魏标来自同济大学，2010年博士毕业，离开了大上海，主动来到中南大学，当时是为了自己所学的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刚来时，他心中有忐忑，不知自己这毕生的选择是对是错。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工作环境宽松，学术氛围自由。老院士主动找他促膝谈心，鼓励他要敢于超越前人，不必要太把“世界水平”放在眼里。学院虽不要求赶任务、保目标一类形式主义的东西，也给予足够的时间让课题踏实做，但科研压力是大的，不养懒人，一环套一环，给你压力，给你激励，给你动力，让你立大志向，作出大成绩。“因此，我完全踏实下来了，已经在长沙买了房子。”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杨迎泽助教，今年31岁，是1999年从山西考入中南大学的本科生，尔后一路硕士、博士、博士后读下来，留校任教。他说，学院给我们年轻人创造成长的条件，35岁以前都可自由申请科研经费，5万元—10万元，叫你尽快在基础上深入，督促你在国际上发表自创论文，尽早出成果。“所以，青年教师们都很有积极性，自觉自愿承担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

    我笑着问：“刘路的事对你们影响大吗？”

    他们微笑着对视一眼：“我们早就知道了，不太震动。”

    “为什么？”

    他们七嘴八舌回答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呀。前不久学校刚刚开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人才培养的新机制，要实行事业编制和非事业编制双向管理了。分配制度也跟着改革，事业编的工资和福利由学校负责，非事业编“谁进人、谁使用、谁负责”，这样空间就出来了，评职称也跟着走，还有学术休假制度，符合条件的老师，谁都可以享受学校提供的半年带薪学术休假期，到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去研修……

    我手上由学校宣传部提供的一份材料，上面有这样一段：“到2020年，（中南大学）力争汇聚50名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主导人才，引进与培养300名左右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中青年学科领军人才，支持1000名左右40岁以下、支撑学校未来发展的青年骨干人才。”

    2020年，还有8年时间，说的不就是眼前这些年轻老师吗？

    “想想很带劲！”

    “觉得有奔头！”

    “我们赶上好时代了！”

    是啊，他们确实是赶上好时代了。我想起去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李源潮同志在讲话中，总结和梳理了“科学人才观”10个方面的内容：人才是最活跃的先进生产力，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人才优先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人才投资是效益最大的投资，高端引领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重点……在具体落实上，中央财政已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10年新增经费预算1066亿元，全国31个省市区、15个副省级城市和83%的地级城市出台了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确定的12项重大人才工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千人计划”引才体系不断拓展延伸……

    刘路，只不过是先走了一步而已，真不值得大惊小怪。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采访期间，我特地抽时间去湘雅医院瞻仰了一番。

    在上世纪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长沙实施大轰炸，炸毁了湘雅医院的数座建筑。今天保留下来的还有主体教学楼、办公楼等四五座建筑。它们优雅的大屋顶、中西合璧式样的建筑造型、略有一些维多利亚小装饰物的窗棂、砖红色的外墙，无不显示着历史的美丽和历史的沧桑。

    两大蓬粉红色和白色的木槿花在蓬蓬勃勃地盛开，繁花之多、之密、之用力，好像不把春天留在这里就决不停歇。在它们身旁，砖红色的楼面衬托出一块石碑，上面是孙中山先生1925年为湘雅第五届毕业同学题赠的“学成致用”勉词。另一旁矗立着一座造型雕塑，上面有两个放大的邮票图像人物，一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微生物学家、“衣原体之父”汤飞凡，一是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张孝骞，他们都是湘雅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当年，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就崭露头角，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了自己。他们的精神一直传承至今天，是中南大学师生无比珍视的文化资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我赶回坐落在新校区的中南讲堂时，“金展鹏院士事迹报告会”还在举行，我静静地在大厅观看《金石为开——金展鹏院士教书育人先进事迹图片展》。最为震撼的是这样一幅图片：已70多岁的金院士直挺挺躺着，目光直挺挺地对着头部上方的科技文献，那大本文献双页打开，字面朝下，被平放在床头的小木架上——自从14年前突然高位截瘫之后，他就让妻子支起这个小木架，坚持阅读文献和学生论文。就是在这14年里，就是在这种超人的工作状态下，金院士完成了1项国家863项目、3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1项国际合作项目；培养了20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向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17份关于中国材料科学发展战略的建议书。而当年风华正茂之时，他首创的“金氏相图测定法”奠定了“中国金”在国际相图领域的领先地位，他领导的实验室，使有关国际科学界的目光，一次又一次投向岳麓山下的大学区……

    看着金院士年轻时头发黑亮、戴着黑边眼镜的照片，我想起了刘路那张朝气蓬勃的脸。我感到自己的热血直往上涌：中南大学，它的大学文化、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大学力量，就是通过这一代又一代金石为开的科学家们薪火相传的啊！

    报告会结束了，一大群学生们涌过来，展板前立刻挤满了人。我听见几个男生、女生在议论：

    “你流泪了吗？我哭得不行，太感人啦！”

    “将来咱们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吗？”

    “争取！”

    “一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下课时间到了，年轻的大学生们涌出教室，顷刻间，学校四通八达的甬道上，挤满了朝气蓬勃的身影。戴着一顶棒球帽、一副黑边眼镜，斜挎着一只大书包，高高瘦瘦的刘路研究员，立刻消失在他们之中，或者不如说，融入了这青春的、雄阔无边的大海。面对着满眼的刘路们，我觉得天真蓝，云真白，阳光真亮！我在想：明天的太阳有多辉煌？

    ■后记

    结束采访，我连夜赶回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

    文友们看我风尘仆仆，问从何来？

    我刚一张口，说起22岁的“教授”刘路，作家们就纷纷说，知道，知道，好事，好事。

    小说家赵本夫说：“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啊，大革命时期，18岁、20岁的军团长有好几位呀。”作家吕雷说：“我们家父辈里，就有好几位20几岁的‘大领导’。”  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说：“你看作家队伍里，这些年，冒出了多少青年作家？文学界能冒出来，科技界当然也应该冒出来。”随笔作家朱铁志说：“中国是有人才的，关键是需要营造出让人才出头的环境，培养出接纳和推举年轻人的社会文化心态。”女作家李兰妮说：“但愿刘路能冲出来，冲到世界最高端去。”湘籍作家蔡测海说：“从刘路开始，愿中国的人才都能冒出来，中国也到了这个历史时期了。”

    我兴奋地给他们念了刘路《自述》中的一段话：“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仅仅是因为做了一件喜欢的事，写了一篇让我夜不能眠的论文，就获得了如此多的荣誉，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对于这些褒奖和赞誉，我自愧不如。如果重来一次，我可能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但依然会在自己追求的道路上继续做着自己喜爱的事。”

    我又兴奋地告诉他们：刘路已经接到几所国际著名学校的录取通知，中南大学正在帮他具体落实。张尧学校长的态度是：不管刘路在哪里学习、作研究、出成果，我们都高兴，都支持，都给他提供条件。中南大学还决定，每年拿出经费送40—50个医科学生去美国读书，读8年，完全培养成才。有人说这是赔本买卖，要是学生不回来怎么办？张校长说先要想人家好，不要想人家坏，即使不回来，也是为人类培养人才了……

    作家就是容易激动，没等我说完，他们就嚷起来：“对呀，就是要有这种气魄。是时候了，中国应该开始对世界作出大贡献了。”

    是的，是的，是的。（本报记者 韩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