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绿花绽春耕始。48岁的湖北农妇周春兰在田里忙活的同时,也有了另一个收获:她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折不断的炊烟》,与另外9位农民作家的作品一起入选“湖北农民作家丛书”,刚刚出版。湖北为这个扶持农民创作的计划取了个形象的名字:春耕计划。
河开冰消工地忙。杨成军将要回到长春的建筑工地,和工友们一起重新开工。十几年来,年年如此。而今年稍有不同:不仅仅是他在电视台中国达人秀节目中朗诵了自己写给工友的诗歌而“小有名气”,而且,在作家出版社支持下,他将要出版诗集。
基层作家在崛起。他们引起了人们的瞩目、深思,更得到了人们的祝福。
他们有两把锄头:
一把在土地上耕耘,一把在稿纸上耕耘
“他们有两把锄头,一把在土地上耕耘,一把在稿纸上耕耘。他们不仅生产物质的食粮,还生产精神的食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形象地形容基层作家。
无独有偶。66岁的北京顺义老农许福元,幽默地介绍自己:“我手里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是镰刀。第二把刀是瓦刀。第三把刀才是写作。”许福元是个“资深庄稼汉”,后来与时俱进办起公司,成了农民企业家。更绝的是:他从60岁上开始写作,写了七八十篇小说,主人公都是农民。
白天辛苦劳作;晚上,农闲,雨天,才能坐下来,打开简陋的本子,或者用刚刚学会的电脑,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描绘家乡变化,编织自己的梦想……有很多这样的基层写作者。
当工友们都进入梦乡时,杨成军在工地宿舍冰冷的被窝里用手机“写下”自己的诗作。他写工地的生活:“知心工友三五个/灯光暗淡围着坐/拼凑几块木床板/一瓶散白轮着喝/……哥们儿喝不醉/咱也不想家/咱的家里边/还有一枝花。”他写卑微的愿望:“我们想要每天哪怕/十个小时的工作环境/也好有时间搞搞卫生/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要一个干净的食堂/免得在温暖的阳光下面/或污浊的工棚里吃饭……”写完后发给妻子,妻子是他的第一读者。
“在压抑的日子中,好的是有贾平凹的文章在陪伴着我,读来妙不可言。想以家乡的人和事为题材写一本小说,这个想法使我激动得忘了班后的劳累……”
这是袁志学写下的日记。36岁的袁志学，宁夏西海固二付营村村民，开了个小百货店。在别人看电视、打麻将的时候，他在读书、写作。乡亲们笑他：现在啥社会了，还看书。伙伴拉他打牌：“写这乱七八糟的干啥，发神经。”他的日记和手稿写满了几十个笔记本。他把其中4个笔记本的长篇小说手稿请人用电脑录入打印，花了1000多块钱——这部《真情岁月》即将出版。
40多岁的殷高也来自西海固，种田为生，不用种田的半年则写短篇小说，庄稼歉收，春节给孩子买不起鞭炮，但仍坚持写作。在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西海固庙儿岔村，双腿残疾的农民王雪怡，在炕头写作20多年，被称为宁夏的“史铁生”。据宁夏文联副主席哈若蕙介绍，仅宁夏西海固地区，就活跃着数十个文学社团，团结着上千名文学爱好者。她认为，是文学，让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有了一颗富有的心。
基层是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他们的作品“与庄稼一起成长”
人们常常呼唤作家“走出书斋”，到群众中去，“深扎根，接地气”。而对于基层作家来说，这正是他们本来的姿态。从事专业创作30余年的军旅作家黄传会说自己也是从业余作者成长起来的，他认为，业余作者“就生活在基层中，与火热的生活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与一般意义的作家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许福元有个街坊辈的兄弟媳妇，该女子非常传统，结婚几年走碰头都不跟大伯子说话。但城市化进程使她跑保险，当经理，开好车，在三教九流中应对自如，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这个原型，他写了小说《柴禾妞》。
袁志学在《真情岁月》里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小伙子因家贫不能和心上人结合，于是他去外边打工，希望能改变命运。但后来他出了车祸，再也没有回来，而他不知情的家人一直在等待。这个故事原型正是袁志学的一个亲戚。小说也写了身边新变化。如村庄原来没有通电，通电后人们又一度因电费贵而为难，最后电费降下来了，从一块多降到4毛多钱。袁志学说，这就是农村电网改造的真实故事。
湖北的李俊勇种过田，当过水电站站长，南下打过工。正是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南来北往》，描写了一群农村青年为理想而离开家乡四处奔波，最终又带着技术与资金回来建设家乡的故事。
广阔的生活，为写作提供了丰富可能性。从基层作家的创作中，能够看到农村现代化转型期的新景象，能够看到打工者在城市里辛苦奔波的新憧憬。如《布袋沟》作者、湖北农民李旭斌所说：“我们的作品与庄稼一起成长，比不上专业作家的文字体面，但它们是没有施加化肥和农药的纯天然绿色产品。”
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连生认为，一两次春耕计划不一定立竿见影地催生出文学巨著、文学大家，但坚持不懈从源头上培植文化发展的根系，一定能够收获像《创业史》、《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样的精品力作。
诗人雷抒雁也认为，很多大作家都是先从基层起步的，如高尔基、杰克·伦敦。国内作家中，邓友梅曾是一位士兵，蒋子龙曾是工厂工人，陈忠实曾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今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中国作协党组成员、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重温讲话，其实就是再次强调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是文学的精髓所在。基层人民，不仅是文学的消费者，也是文学的创造者。
改变一方文化生态，他们得到了人们的祝福
评论家孟繁华并不赞同过分强调作家的身份。“我们会讲出许多关于农民、业余作家如何艰难坎坷的话。但这些话没有价值。只要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其标准和尺度应该都是一样的。”从这样的评价标准出发，他认为《真情岁月》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
但不能否认，基层作家是置身于一个特殊的生活场中，这对他们的创作、个人生活乃至周围文化生态都有着巨大影响。
以周春兰为例。周春兰是典型的农妇模样，岁月与劳作在脸上留下了明显印迹，黝黑粗粝中带着一抹红润。让人眼睛一亮的是她脖间鲜艳的黄丝巾。“这是方方老师送给我的。”她说。
周春兰因家境贫寒，一直为同村人看不起，婆媳妯娌间关系也比较紧张。她曾因生活艰难跑到麦田里哭，有鸟儿叫着从头顶飞过，“这一刻，我觉得特别感动，特别想写出来。”农家活计繁重，她是在冬天小麦安冬后、夏天下雨不能下田时写作的。在摇摇欲坠的破土坯房中，她用孩子们废弃的作业本写出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但这遭到了很多村民的不解甚至嘲笑：“一个普通农家妇女能写出什么名堂来，你要能盖楼房才算是本事！”她的丈夫也不能理解，有时生气说要烧了本子。2007年，周春兰给新当选的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写信诉说苦恼。方方从中看到了基层农民作家的普遍状况和急迫需求。两年后，湖北农民作家扶持计划启动，包括举办农民作家培训班，组织作家、评论家、编辑、教授一对一全程跟踪辅导，给予经费扶持奖励等方式。
周春兰的小说《折不断的炊烟》入选了农民作家丛书。小说写了一个农村妇女在贫穷艰难环境下依靠写作找到人生尊严和人生目标的故事，是周春兰自己的写照。今天，写作不仅为她带来精神慰藉，也使她得到丈夫和亲人的理解，赢得了在乡村的尊严。她已经学会了用电脑写作、上网。她甚至还影响到了几位同样热爱文学的同乡，有一位农妇，把自己怀念母亲的散文悄悄拿给她看。
并不是每一位基层作家都能够成为赵树理、柳青、陈忠实。能够走出村庄成为专业作家的只是极少数，更多人还是在原来的生活轨迹中。在金字塔般的作家队伍中，他们是庞大的塔基。湖北省作协秘书长高晓晖说：“中肯地讲，农民作家的作品很多达不到发表水平。鼓励农民创作，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是希望多一个写作的人，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方方也认为，通过农民作家的写作，向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传达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与理念：除了看电视、打麻将之外，还有一种生活方式是读书写作。这比推出一部伟大作品更加重要。
越来越多的地方在推出扶持基层作家的措施。西海固西吉县的党政四套班子，专门开会研究文学，县委书记亲自参加文学研讨会。前边说到的老农许福元从60岁上开始写作，得益于北京顺义望泉寺村的村级文学刊物《绿港文学》的鼓励，他还参加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学研修班。
与多年前相比，今天的基层写作者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时代特点。“一方面随着农村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农村文化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大潮对传统农业经济的冲击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陈连生这样分析。正因此，他认为，中国有8亿农民，农民作家的文化创造，是农村最宝贵、最活跃的文化自生因子。农民作家对文学梦想的执著、对文化阵地的坚守，需要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作协今后也将加大对基层作家扶持、帮助的力度，通过重点作品扶持工程、“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社与杂志支持等方式鼓励和扶持基层作家创作，培育文学土壤，扩大文学人口，优化基层文化生态。李冰认为，基层作家的存在与崛起，有助于唤醒基层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利于基层群众更迅捷、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力量。（本报记者 付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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