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没台口,就怕“角儿”跳槽

    “我们现在不怕没台口,也不怕没剧本,最担心的是秦二建、蓝世雄这些孩子们跳槽,如果他们走了,团里的重要演出和排练马上就得停止。”说这话时,王剑一脸的紧张和无奈。王剑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团的团长,秦二建、蓝世雄等几个20出头的孩子,都是这个团的“台柱子”。

    太原市歌舞杂技团的境遇,一方面说明“角儿”对于院团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地方文艺院团所面临的人才瓶颈。

    人才缺失,院团的难言之痛

    遭遇人才缺失困境的绝非太原市歌舞杂技团一家。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文艺院团的难言之痛。

    韩林,太原市话剧团团长。三年前,她接手太原市话剧团时,整个团只有看大门的大爷还在上班。演员们有的去拍影视剧了,有的做生意去了,还有的去当了老师。而现在的副团长邹韬,当时竟然在出苦力背大包。

    “总之,话剧团演话剧的人没了。”韩林感叹:“当时缺人就像遭遇饥荒一样。”

    为招兵买马,太原市话剧团面向全国海选演员,两三年内组建了一支100余人、平均年龄20多岁的“草根部队”。

    虽然这支队伍两三年里创造了9部话剧、演出数百场的成绩,但人才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都说要留住人才,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太原市话剧团党支部书记李春裕说。

    据了解,近两三年里,太原市话剧团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海选,平时也积极去艺校选拔优秀毕业生,可演员流失从未停止。一些演员一旦表现较为出色,要么可能被其他院团挖走,要么可能会进入影视圈。

    如果说话剧团、歌舞杂技团只是人才流失,那么像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这样的院团则面临着“人才断流”的危局。

    对于这一点,晋剧国家一级演员谢涛颇有感触。谢涛介绍说,她们那个年代为了学戏到处拜师学艺,而现在别说拜师学戏的没了,连听戏的也少了。

    记者采访时发现,目前的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演员很少,基本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演员为主。虽然有不少学员(记者注:这里的学员为艺校的学生,在剧团实习,最后根据能力和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留下来做演员),但已没有几人像谢涛那一代的演员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愿望。一位艺校的学生道出了行内流传的择业定律:优选赴海外发展,次选部队院团,再不就奔北京去或是留校任教,进地方院团是无奈中的下下之选。

    为何留不住人

    是什么让艺校的学子放弃艺术梦想改投他行?又是什么让一些演员弃团而去导致院团人才流失严重?

    邹韬说:“三年前,我的工资一直六七百元,多少年没涨过,如果不干别的,一家人都得饿肚子。”

    邹韬的情况具有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受影视剧等娱乐行业的冲击,话剧、歌舞以及戏曲类的市场空前萎缩,而文艺院团还保留着传统的国有体制,体制僵硬、机制不顺导致效益低下,员工待遇一直偏低,这极大地挫伤了演员们的积极性,很多人不得不为生计四处奔波。

    2006年开始,国有文艺院团开始转企改制。上述三个院团都在近几年里先后转成企业。转企改制,虽然增强了院团的自主性,激发了演员的活力,但也使地方院团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市场的压力。”王剑说,“企业应在市场中求生存这没错,可演艺市场比较特殊,地区差别性大。比如,山西作为一个中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根本无法相比,老百姓还未形成自掏腰包看演出的能力和习惯,演艺市场还有待培育。”

    市场的不成熟直接影响了院团的效益和演员们的收益。改制后,各院团演员们的收入都有大幅度提高,但仍未达到一个理想水平。“比如,太原市话剧团演员们的平均月工资目前为1400元左右,而演员去影视剧组跑个龙套,一天少说也能挣三五百元。”李春裕说。

    太原市歌舞杂技团去年的收入冠军一年的工资不过四五万元。“这个演员如果去北京的院团,一年收入至少也得20万。”太原市歌舞杂技团副团长卫建勇私下里告诉记者,“团里最怕外面来挖人,但如果真的来了,也没办法。”

    如何突破人才瓶颈

    人才是院团发展的关键。为了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地方文艺院团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太原市话剧团推行人性化管理,团长、书记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而成了演员们的服务员。谁过生日,团长会送上一份蛋糕;谁生病了,书记一定亲自探望;女演员冬天怕用冷水洗手,团里则马上为她们安上热水器。领导们试图从细节入手,用感情留人。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则把更多的舞台交给了中青年演员,团里的国家一级演员现在主要负责培养和教育新人。他们希望用舞台留住演员,用机会吸引人才。

    “但有些事情靠院团自身是解决不了的,非由政府出面不可。”王剑认为,既然文艺院团已经转企改制,很多事情最终要靠市场来解决,但目前地方演艺市场尚不成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政府要帮文艺院团尽快把市场培育起来。

    此外,一些保障性工作也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王剑举例说,杂技演员职业寿命最长30岁,歌舞演员最长不过40岁。院团转企改制后,不会再承担这部分人的养老,年龄过线后,演员们只能自谋出路。而这些演员从小学习杂技舞蹈,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除演出外,并无一技之长。因此,他们退役后的出路是一个问题。很多演员正因为如此,无法安心创作和演出。王剑认为,如果政府能为这部分人退役后的生活提供保障,或为其二次就业提供帮助,则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文艺院团人才队伍的稳定。（本报记者 韩业庭）